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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为家，世界大同——早期中国佛教辩惑与世界文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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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Alexa）文
吕雯译王欣伊校
即使是在最佳的时期，同阶段的东亚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处之地位也是颇受争议，当欧洲语境下发展出的模式与在非西方世界中应后殖民大潮而生的模式，二者遭遇以东亚为代表的特殊文化、政治环境的时候，两种模式是否能得到有效运用不得而知，特别是在受到早期文学传统连续的健康的发展之影响时，更是难以判定。
因此，举例来说，在弗朗哥·莫瑞蒂关于小说传播方面的作品中，他所视为诺曼时期英用法语的核心的通过欧洲模式与本土内容结合而生的，这样的结果被评价为对中日现存小说模式意义徒劳的殷勤。
[2]不宁唯是，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républiquemores）一书认为，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非殖民地化时代到来之前，将亚非视为整体是无法切入文学本体的。
[3]然，世界文学诸多理论，事实上都是欧洲文学的常用理论，其次才是已被欧洲世界系统融合的非欧洲文学，使得毫无诠释余地，例如，亚洲内陆文学关系，以世界系统角度观之，是联系边缘文学的次要纽带。
这一问题在我们转向现代主义前期时变得更加复杂，很难解释说欧洲模式处在文化传播是政治或经济的副产品这样一个环境下，例如文言文和中国古典文学在东亚的传播。
显然，新模式需要考虑到现代化之前东亚的文化传播与流通的习惯以及将这些习惯与全球模式相联。
在早期作品中，基于对“世界文学”
（worldliterature）更世界化潮流的考虑，笔者已经试图绘制出一个更普遍的模型，接下来，笔者将尝试将这一蓝图雕刻成形。
[4]以举一些普遍的知识语境和背景为始，随后笔者将细细分析文本，这一文本从现代化之前的世界文学角度来看十分引人入胜，并且可以特别证明现代化前期世界大同的交叉领域。
笔者将以梵语学者谢尔登·波洛克（SheldonPollock）的著作概览，特别是他对“世界大同主义”
文学的概念为引。
波洛克的世界大同主义与当时在政治哲学辩论中地位举足轻重之事息息相关，但是尽管如此，波洛克的世界大同主义是一个明显有区别性的概念，是由梵语、梵语文学和文化在300年至1300年的传播推导派生而来。
[5]波洛克这样解释这一现象，这一时期出现的梵语是区域内政治力量审美再现的语言媒介，这一区域从今天的巴基斯坦延伸至印度尼西亚，梵语在“广阔空间的文化互动”
过程中得到的塑造不能仅仅归结于征服，殖民，贸易或者任何普通的文化适应、支配或者交换模式的影响。
[6]波洛克认为，无独有偶，在建构这一人类聚居地中，他提到希腊语、拉丁语、汉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同样是这种“世界大同主义”
地位的可能候选。
这一名单还可能扩大，尽管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例如，闪族语或者阿卡德语在古西亚地区的地位以及法语在18世纪欧洲的地位，在很多方面的极其相似。
然而从它们的本质来讲，世界性的语言在数量上必然是较少的。
关键的一点是，尽管政治和经济力量经常是对语言力量的加强，但是每一种语言的世界性地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先于相应政治以及经济力量的出现便已经得到了确保，或者比这一力量更为持久或与之截然不同。
[7]
当然，古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在现代化之前的东亚所扮演的角色颇为符合波洛克的范例，古汉语在韩国、日本、越南和其他地区的传播与贸易并无多大关系，更与殖民或征服无关。
特别是众所周知的儒家经典作为权威文本，被儒学家成功地适用于在西汉和尤其是东汉时期。
[8]在其他地方我已经对此作了辩论，（两汉时期的）这些文本是具有局限性的，因为在春秋（公元前771—前450）和战国（公元前450—前221）时代，它们受到跨地区文本的影响，我称之为“泛华夏”
时代，就如同希腊世界的“泛希腊”
文学文化一样。
[9]在如何理解早期希腊和汉文佛典发挥的世界大同主义功用这一点上，笔者与波洛克的观点有少许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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