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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之意就是说，当时国民党拥有绝对权力，行使最高政治职能，却把中国治理得一塌糊涂，实在有违“天命”
，因此，无论从政治上还是道义上而言，都有必要采取行动推翻这种政治，结束混乱。
是什么使得张君劢误解斯宾诺莎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思想，错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呢？除了国民党情报特务部门的缘故，还有可能是因为写作这篇论文时，张君劢是被视为非法的“国家社会党”
[32]的领导人。
虽然这个党的名称使人联想起希特勒的政党，但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党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观点倒与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SocialDemocraticParty）相似。
显然，张君劢既不希望他本人也不愿意他领导的政党成为政府关注的目标。
论文的第五段（也即最后一段）讨论了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思想和言论自由问题。
这里，张君劢不再提及“野蛮状态”
（barbarism），而是以斯宾诺莎时代的城市阿姆斯特丹为例，探讨什么是理想的国家形式。
张君劢虽然用斯宾诺莎的观点来阐明思想和言论自由问题，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他的原意：把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状态与其所在社会的统治制度大大地对立起来。
显然，这应归咎于张君劢所置身其间的政治现实。
事实上，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已步入商品社会，拥有20世纪“中华民国”
所无可比拟的民主自由。
如果说理想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话，斯宾诺莎并不会把个人视为国家的对立面。
当然，张君劢和斯宾诺莎都一致同意“政治的目的”
并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生或傀儡”
[33]，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愤怒或欺骗，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监视。
实在说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
[34]
在此，张君劢进一步强调他赞成斯宾诺莎所说的公民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当说到这种自由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而不能“付诸行动”
[35]时，他再次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斯宾诺莎。
张君劢的文章表明，这种对事情“是”
与“非”
的分析工作只有哲学家和学者才能胜任，那些鼓动人民反对政府的人是“捣乱分子和叛徒”
。
政府必须惩治他们来维护秩序与和平。
然而，仔细阅读斯宾诺莎的政治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他的原意，他确实有意画出一幅理想的自由得到完全实现的“社会契约”
图，但是斯宾诺莎只是从对权力（pht）的界定中来论证造反（revolt）和革命（revolution）的可能性与正当性，而非宣扬它们。
在《政治论》中，他写道：“诚然，为了克服共同的恐惧，或者为了要对共同的伤害进行报复，人们依其本性就会团结起来；既然一个团体的权力取决于多数民众的共同力量，那么，团体越是使多数人有理由团结起来进行颠覆国家的活动，国家的力量与权利必然越加衰微。”
[36]。
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几乎可视为一部有关社会秩序的著作，是为了支持阿姆斯特丹市的共和领袖、民主斗士杨·得·维特（Ja，1625—1672）。
斯宾诺莎的最后一本书《政治论》旨在揭示“君主制和贵族制如何相互组织，以不致沦为暴君制，从而使公民的平安与自由获得保障”
。
[37]虽然书中所写的内容超出了预先设想的范围，斯宾诺莎向我们表明：民主政体是最好的（尽管只是相对而言）政权组织形式。
可惜的是他在写作有关民主政体的章节时去世，故有关民主的论述并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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