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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墙》）的每个人都能够抬起头，凝视远方蔚蓝色的地中海，就能够感觉到“风中一阵密语肯纳瑞特的湖水清澈又沁凉”
（《竖瑟》）。
如果让阳光充盈温暖每个人的内心，驱逐民族仇恨或狭隘自我，那么，历史的“阴影”
与自我的“阴影”
也将**然无存。
诗人期待着源自不同信仰和民族的人们将在“在天空深处接吻”
（《耶路撒冷》）；上帝所有的子民将听从耶稣的教导“爱你的仇敌”
“爱你的邻居”
，战士们也将放下枪支屠刀，“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圣经·以赛亚书2∶4》）这种穿透阴影、黑夜、迷途的“光”
，昭示着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敌意与偏见的永在之光、信仰之光或爱之光：“更高的光雪亮我的眼睛”
（《我是》）；“密密的十字架在山顶发光”
（《重返耶路撒冷》）；“挂在圣殿山的左边”
的“大脸庞的明月”
（《今夜》）；“白昼用它的光刺穿所有谎言和错觉”
（《你就在那里》）。
唯有神性的救赎之“光”
能够祛除人类的一切苦难与黑夜，化解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所积累的各种恩怨、愁苦与伤痕。
汉学家、诗人汉乐逸认为：“诗歌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不仅不是它所置身的社会话语的简单回声，反而会反驳、质疑或补充那种话语，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换言之，诗歌不会盲目肯定社会其他领域所肯定的东西，它是一种充满生命的力量，鼓励人们不断重估这些领域以及个人相对于它们的立场。”
[5]面对极其复杂的相互冲突的历史场景，作为一个诗人，他并不会直接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案或站在某一方指责另一方；他往往在外部世界的众说纷纭或喧嚣不息中加入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在语言学的审美自足与社会学的责任承担之间获得微妙的平衡。
《我的耶路撒冷》与其说是诗人桂林在诉说一个遥远古城的苦难与暴力，不如说他是在对“他者”
的观照与言说中反诸己身，迂回地表达历经各种政治暴力与生存苦难的这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处境。
穿越语言的界限与国家民族的樊篱，诗人和那些在痛苦中受苦受难的弟兄姐妹们感同身受，也在劈开自我狭隘之篱的撕裂中祈祷着救赎的可能：自然之阳光或神之光才是唯一可以驱逐黑暗、照亮生命的永在之“光”
，它就是“爱”
与“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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