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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士闻道大而笑之。
吾惧大笑故不为谈也。
渴不必待江河。
而饮井泉之水何所不饱。
是以复治经传耳。
对《老子》的引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为什么牟子不用佛经解释佛教（并且引申开来牟子本身就是一位佛陀辩护者）甚至再一次将佛陀置于老子的位置上这个问题巧妙的转开了。
此外，将儒家正典比作井泉并且将佛经比作江河强调了牟子对宇宙地理的重新定位。
《牟子》中这两个我们探究的主要主题在这一篇章中有所体现，但是这一篇章却规避了这个早期形成的问题。
在第26章，对话者回归了这个话题：“何不以佛经答吾问。
而复引诗书。
合异为同乎”
[为什么不用佛经回答我的问题，而要引据《诗》《书》进行类比呢？]牟子的回答照应了序言中的音乐主题：
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
伏食如故。
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
转为蚊虻之声。
孤犊之鸣。
即掉尾奋耳蹀躞而听。
是以诗书理子耳。
《牟子》是这个逸事的最早来源，并且因此常被成语“对牛弹琴”
（为牛弹奏琴）作为引证的章句，尽管比如主人公，公明仪，也在《孟子》中出现。
这一最为极致的版本也许代表了《牟子》对置儒家经典于何处的矛盾态度，儒家对信条的理解能力被比作牛对音乐的反应，将儒家正典的优势比作孤独牛犊的叫声。
佛教（以及暗指的道家）被提升至地理上的崇高，而儒家被贬至滑稽可笑的境遇。
这里，比文本中其他地方更加清楚地使我们看到牟子的双重标准，明了的如同他们分别来自独立的世界大同传统：为了提升佛教地位而去对抗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传统（为达目的使用的引文都来自这一传统）并且为了在中国传统内使道家优于儒家而将佛教作为手段。
这种阅读习惯认定这样的文本不仅对于中国人、越南人甚至对于佛教都堪称根本，因而也就势必忽略佛教经典的文本维度而凸显中国传统。
不仅如此，《牟子》作为中文著作而不是中文佛教文学的地位就在总体上被遗忘了。
在此，笔者至少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演示出这一自然选择需要承担的一个必要的损失，这一损失既体现在我们理解中国文学上，也体现在以宽泛已极的视角和可能的视野来考量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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