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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知道，他是中学的一位物理老师。
自幼喜欢音乐，粉碎“四人帮”
恢复高考后，阴差阳错，考上了大学，学的却是物理。
“命运就像瞎老太太织的破渔网，也不知道哪个网眼儿就接上了哪一个网眼儿。”
他苦笑一声，对我说。
我们谈起来对柴可夫斯基的理解，谈着，谈着，主要的话题，落在这样一个点上：为什么在中国，咱们这一代人喜欢柴可夫斯基。
是因为我们长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便近亲繁殖似的，拔出了萝卜带出了泥，对柴可夫斯基有着一种传染般的热爱？是知识分子相似的痛苦经历，让我们从骨子里对他有了一种认同感？是因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打通了宗教音乐与世俗民歌连接的渠道，有了抒情的歌唱性，又混合了一种浓郁的东方因素，便容易和我们天然地亲近，让我们在音乐的深处能够常常和他相遇并一见如故？
我们的交谈很有趣，他显得兴致勃勃，连问我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学音乐的。
我告诉他：“和您一样，我从小也喜欢音乐，一直想学小提琴，那时，家里生活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给我买一把小提琴，比您还早，没到‘文革’，这个梦就断了。”
他“呃”
了一声：“明白了！
我们也算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呀！”
我们就此告别。
走出了柏树林，我还想听到他再拉起他的大提琴，可是，再也没有听到琴声。
走了老远，我忽然想起来，谈了半天，还是没有谈明白我们为什么喜欢柴可夫斯基。
一直到以后有一天，我读到一本《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作者是美国音乐文化史的学者保罗·亨利·朗格。
在这本书中，朗格在批评柴可夫斯基是“眼泪汪汪的感伤主义”
之后，又从艺术性格上批评他：“柴可夫斯基的俄罗斯性不在于他在他的作品中采用了许多俄国的主题和动机，而在于他艺术性格的不坚定性，在于他的精神状态与努力目标之间的犹豫不决。
即使在他最成熟的作品中也具有这种特点。”
朗格所说的这种特点，恰恰是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我们在托尔斯泰、契诃夫，特别是在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尤其能够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自己国家与民族命运时奋斗求索的性格，在这种性格体现的犹豫不决的不坚定性中，蕴涵着那一代人极大的内心痛苦。
明白了朗格对柴可夫斯基的这一点批评，我多少明白了为什么在我们中国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对柴可夫斯基那样一往情深，一听就找到了息息相通的共鸣。
因为在我们的政治动**当中，我们的知识分子也一样是犹豫不决地摇摇晃晃地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气中、在痛哭流涕的检讨中、在明争暗斗的各种职称评奖升迁中……一步步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因此和我们一拍即合。
我很想把我读到朗格的这本书后的感想，告诉这位中学物理老师。
可惜，在天坛，我再也没有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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