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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何以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往往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的原因。
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
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里，靠贸易维持繁荣，他们首先是商人。
商人就要与账目的抽象数字打交道，然后，他们才和数字所代表的具体事物打交道。
这些数字是诺斯洛普所说的来自假设的概念，因此，希腊哲学家也以从假设得到的概念作为思维的出发点。
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学的思维。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认识论成为他们的问题，而且使用的语言如此明晰。
商人同时又是居住在城镇中的人。
他们的活动要求他们在城镇聚居，因此他们的社会组织不是根据家族的共同利益，而更多是反映城镇的共同利益。
这是何以希腊人以城邦为中心来组成社会，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则或许可以称之为“家邦”
，因为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下，是通过家族来理解国家的。
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难以形成专制独裁统治，因为在同一等级的城镇居民中，难以找出理由来论证张三比李四更重要，应当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在一个“家邦”
里，社会组织是按人生来的地位，等级式地形成的，在一个家庭里，父亲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儿子的权威。
中国人大多数是农民，这也可以用来说明，何以中国未能兴起一个工业革命，把中国带入现代世界。
在《列子》一书里，有一个故事说，宋国国君有一次叫一个巧匠按照树叶雕刻一瓣玉叶。
巧匠用三年时间刻出了一瓣玉叶，它如此逼真，以至无人能把它与真的树叶区别出来。
国君感到十分得意。
列子听说这事后评论说：“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
（《列子·说符》）这是崇尚自然、谴责人为的人的见解。
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乎自然。
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
他们不喜欢变革，也无法想象事物会变化。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发明和发现，但它们不曾受到鼓励，却相反受到了打击。
处身在海洋国家的商人们，情况迥然不同。
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见到语言、风俗都不同的他族人民。
他们习惯于变化，对新奇事物并不惧怕。
而且为了货物得以销售，他们必须对所制造的货物不断创新。
西方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这样一个靠贸易维持繁荣的海洋国家，不是偶然的。
在本章前面援引的《吕氏春秋》中对商人的评论，也可以用来形容海洋国家的人民；只是要作一点修正，把抨击商人奸诈、不讲道德，改为赞许他们聪明精巧。
我们还可以仿效孔子的话说：海洋国家的人聪明，大陆国家的人善良。
然后照孔子的话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能详细论证希腊和英国在地理、经济条件上的相似之处，以及科学思想与民主政治之何以在西方兴起。
但希腊和英国的地理、经济条件与中国迥然不同，就足以从反面论证我在本章对中国历史的论点。
中国哲学中的“常”
与“变”
科学的发展已经战胜了地理的限制，今日中国已不再是封闭在“四海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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