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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家的说法，治理国家并不是必须选贤任能，君王只需要把赏罚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
。
掌握赏罚两项大权，就是韩非子所说的治国“二柄”
。
它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性趋利而避害。
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这是说，君王治天下，行事要循人性。
人性之中，有所爱，也有所憎，因此，赏罚便能发挥作用。
赏罚能起作用，便能做到令行禁止，于是治世之道便已具备了。
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深信人性恶。
他与荀子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对通过文化教育使人向善不感兴趣。
韩非子和其他法家认为，正因为人性恶，所以法家的治国方针，全从实际出发，并不寄希望于把大众改造成新人。
法家与道家
“无为而无不为”
。
这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
在韩非子和法家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
，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
：君王不应当亲自动手做任何事情，一切需要办的事情都应假手别人去做。
韩非子说，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
。
（《韩非子·大体》）换句话说，君王拥有政府运作的机制和工具，他自己不必做任何事情，而执政掌权所要办的事情却都办了。
道家和法家代表中国思想传统的两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本来是天真无邪的，法家则认为人生来性恶；道家鼓吹个人绝对自由，法家主张社会控制一切。
但是在“无为”
这一点上，两个极端倒会合了，就是说，它们两个极端之间具有同一性。
后期道家对法家所主张的治国之道，也持同样的看法，只是说法略有不同。
《庄子·天道》篇中称帝王之德在于“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
。
在这一段里讲“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
。
在区别“无为”
和“有为”
之后，又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君王的存在就是为统治天下。
因此，他的作用和职责不在于做任何事情，而在于发号施令，让别人为他做事。
换句话说，他的统治方法就是：以无为而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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