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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曾经说过一句看似矛盾的话：“才说性，便已不是性。”
从朱熹的理论可以懂得程颐这话的意思是说，人说到物性时，是指个体之中的理，而不是理的普遍形式。
一个人必须禀气而后生。
人类之理是共同的，但人各有不同，是因为所禀受的气不同。
朱熹说：“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
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泠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
（《语类》卷四）因此任何人，除所禀受之理外，还有禀受之气，这是朱熹所说的“气禀”
。
这也就是朱熹关于恶的来源的学说。
柏拉图早就指出，人形成个体，必须有质料的具体化，这个具体化的人必然不及人的原型理念那样完美。
举例来说，任何具体的圆形必定不像“圆”
的理念那样绝对的圆。
这是现实世界无可避免的厄运，现实世界中的人也不例外。
朱熹说：“却看你禀得气如何。
然此理却只是善。
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
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
是说其补（本？）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
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
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备了。”
（《朱子全书》卷四十三）
这里所说“气质之性”
是指一个人禀受的天性。
柏拉图说，人的天性总是向着他的理念原型，却总是不及那理念原型，总是达不到那理念原型。
朱熹把理原来的普遍形式称为“天地之性”
，以和人所禀受之性相区别。
张载早已对此加以区别，程颐和朱熹继承了这个思想。
他们认为，这种区别便得以解决关于人性善和人心恶的争论。
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人性和人心是两回事。
在《朱子语类》中有一段话说：“问：灵处是心抑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
性只是理。”
（《语类》卷五）又说：“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
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成知觉。
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
（同上）
因此，心和其他的个别事物一样，是理加上气之后的体现。
心和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
心可以活动，例如思想、感觉，性却不能有这些活动。
但是，当人心里这样活动时，可以由此推论出，在人性中有相应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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