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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
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举行的科考，上谕的发布标志着丙午科的科举考试不再举行，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从1905年科举废止，到6年后大清王朝终结，一个帝国的死亡路径实在是简捷得可以。
在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与科举的关系互为表里。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只是当时的帝国决策层没有这个深远的认识，抑或认识到了，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只能是且战且退了。
在读书人中，山西举人刘大鹏首先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这些读书人的前途被阉割了。
虽然清廷上谕要给“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
，可整个制度抛弃了他们之后，他们的前途和对帝国的忠诚也就一文不值了。
这些人甚至失去了谋生能力。
作为类似刘大鹏这样的读书人，仕途之路被封死后原本还可以选择开馆授课，可现在科举既废，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刘大鹏们的开馆授课就变得毫无市场了。
所以刘大鹏感慨：“嗟乎！
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当然，刘大鹏式的感慨帝国也不是毫无察觉。
1906年3月9日，政务处奏：“现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合计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
原奏保送优拔两途，定额无多，此外不免穷途之叹。”
（见《光绪朝东华录》）御史叶芾棠也在一份奏折中指出科举废除后“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
。
“四民之首”
已无生路可言，帝国还有生路吗？有鉴于此，御史胡思敬在随后不久主张恢复科举制度，以挽救危局。
但是他的主张如石沉大海，在帝国决策层里得不到任何回响。
的确，这是个两难选择，废止还是恢复科举制度，似乎都有无尽的凶险。
1905年的凶险可以说随处可见，这一年帝国的新军编练如火如荼，但是需要军官3万人以上。
于是在全国36镇的编练队伍中，很多失意文人成了职业军官。
若干年后，这些职业军官成了保定军校、黄埔军校的军事冒险家，他们是乱世中国的命运主宰者。
差不多与此同时，那些因为科举废止被迫出国留学的新式文人，则很快成了同盟会员，成了共和政治中的精英分子。
这些人埋葬了传统的知识与道德，以决绝的暴力手段，为他们曾经幻想依附与效忠却又未遂的大清帝国献上一曲忧伤的挽歌。
所以还是在若干年后，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废止科举划时代的意义超过了辛亥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861年沙俄政府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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