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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记人的死亡，有崩、薨、卒等不同的写法。
《春秋》的“属辞”
，还有缀辑文辞上的要求，即对于言辞、文采的重视。
孔子重视言辞、文采的运用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效果，尤其重视对文辞的斟酌，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2]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3]这反映了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
《左传》作者概括《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
[4]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这方面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从流传下来的远古传说里，可以看出人们很早就有了历史意识。
从历史意识的产生、发展到史学意识的产生，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年代。
至迟在西周晚年和春秋时期，周王朝和许多诸侯国都已经有了国史，这是当时贵族社会历史意识的反映。
不过这些国史后来都失传了，我们很难推断当时人们在史学意识方面的情况。
到了春秋末年，孔子修《春秋》，显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
这除了上文所说的以外，还有两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孔子对于历史文献的认识。
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5]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历史文献的重视，讲授前朝的制度，不能不以历史文献为根据，这无疑是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
作为史学家和文献整理者，孔子的这个认识和他的学术实践，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第二，孔子对于历史撰述在思想上的要求。
孟子这样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
[6]这里说的“义”
，是褒贬之义，是对于史事的认识和评价。
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于指陈历史形势，对历史趋势做出判论，显示出了相当深刻的历史见解。
而从历史撰述上即从史学上明确提出“义”
的要求，孔子是最早的，这对后来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可以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位具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的人。
《左传》的史学意识，一方面，表现在上文所引它对《春秋》文辞的称赞。
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十分关注史官记事的态度。
《左传》宣公二年，通过记载晋灵公被杀、大史董狐对此事的记述及其与赵盾的辩论，然后借孔子的话，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突出了董狐坚持如实记事的原则。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之事后，写道：“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
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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