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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序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这里讲的“事实”
，是十分明确地指历史事实了，它比“齐桓、晋文之事”
所包含的历史事实的范围要宽一些，即春秋时期的“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
者之事。
但是，这都是就一定范围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的，还不能看作对历史事实所做的理论概括。
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宋人吴缜是较早从理论上对历史事实做出明确概括的史学批评家。
他认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
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
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
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
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
[3]
这一段话，阐述了“事实”
“褒贬”
“文采”
这三个方面之于史书的相互关系，而尤其强调了事实的重要。
首先，吴缜给“事实”
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
意思是说，客观发生的事情，被人们“如是”
地即按其本身的面貌记载下来，这就是“事实”
，或者说这就是历史事实。
他说的事实或历史事实，不是单指客观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单指人们主观的记载，而是指客观过程和主观记载的统一，这是很有特色的见解。
其次，吴缜认为，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对于史家撰写史书来说，不仅有逻辑上的联系，而且也有主次的顺序。
这就是：“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
有了事实和褒贬，即有了事实和史家对事实的评价，“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
吴缜说的事实、褒贬、文采，可能得益于刘知幾说的史学、史识、史才“史家三长”
论。
它们的区别是：在理论范畴上，后者要比前者内涵丰富和恢廓；在概念的界定上，前者要比后者更明确。
最后，吴缜认为，“为史之意”
的根本在于“事得其实”
，褒贬和文采都必须以此为基础。
反之，如“事实未明”
，则“失为史之意”
，褒贬、文采也就毫无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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