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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司马迁著《史记》，“变古法，惟序己意”
，而班固效之，“浅近复重”
，“其后史官则又甚矣”
，可见“非复古史法不可也”
[19]。
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
，而司马迁“变史”
，“各因其人以著其事”
[20]，像这样的批评，还可以列举一些出来。
叶适的“史法”
论及其所展开的史学批评，可以说是是非得失两存之。
他论《春秋》存古之史法，大抵是对的。
他批评司马迁破坏古之史法，主张“非复古史法不可”
，显然是不足取的。
因限于篇幅，不一一剖析。
但叶适指出，史书述天子往往有异相实未可取，这还是对的。
要之，叶适的“史法”
论，大致涉及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史家的史笔或曰书法，二是史书的内容之真伪，三是史书的体裁，四是史家褒贬的尺度，五是史家是否应有独立的见解。
这些，在结合史学批评方面，有的论述较多，有的论述较少；而对于批评本身，都是要做具体分析才能判定其价值的。
但这并不影响叶适在史学批评之理论上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他对“史法”
这个范畴给予突出的重视，并做了比较充分的阐述。
在这个问题上，叶适是从刘知幾到章学诚之间架设了理论上的桥梁。
三、章学诚的“史意”
论及其史学批评
叶适评史，也讲史义或史意。
他说过：“史家立义，必守向上关捩，庶几有补于世论。”
[21]这是主张史家当立意高远，有补于世。
他还认为，“品第人材以示劝戒，古人之本意，史氏之常职也”
，而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失本意矣”
[22]。
他批评司马迁“别立新意”
而成《史记》，是“书完而义鲜”
[23]。
显然，叶适论史意，也是得失两存，但失多得少，与章学诚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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