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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大致写出了西周的盛衰史。
作为史诗来看，它们半是诗歌，半是史篇，写得笼统而夸张；但它们对先王的歌颂或讥刺，对史学在传记和纪事本末方面的发展，都包含着创始的意义。
《大雅·**》中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的诗句，也反映出历史鉴戒思想。
广义地看，《诗经》中的其他部分，也具有史诗的价值。
二、国史和《春秋》
西周末年，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已具有史书性质的史册，我们把它们称为国史。
而在当时，则一般统称为“春秋”
。
《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国韩宣子至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
《国语·晋语七》和《楚语上》分别记有“习于春秋”
“教之春秋”
的话。
《墨子·明鬼下》还有“周之春秋”
“燕之春秋”
“宋之春秋”
“齐之春秋”
的引证。
孟子从政治形势的变化，指出了国史代替史诗的趋势，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12]孟子的话，说明了史学萌芽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当时的国史，没有一部流传下来。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推断，国史在形式上当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人物活动和这种活动的连续性的记载条件，在内容上仍是对贵族活动的记录，书写工具上主要是“书之竹帛”
。
国史记载人物活动的连续性，这是它的一大特点，是较之于卜辞、金文记载的一大进步。
国史不独记本国之事，也记诸侯会盟与他国见告之事，所记范围较之于《尚书》来得开阔，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和进步。
国史还有一个特点和进步的地方，是它的记载不像《诗经·大雅》那样带着史诗的笼统和夸张，也不像卜辞、金文和《尚书》那样突出贞卜和册祝，而着重于德刑礼义这些世俗的内容。
对于国史的这些认识，我们可以通过《左传》《国语》等书的有关片断的记载而窥其踪迹。
国史的出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史书的诞生。
春秋末年，孔子以鲁国国史（“鲁之春秋”
）为基础，参考周王朝国史和列国国史，撰成《春秋》一书。
对此，司马迁概括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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