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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面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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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如何深入，是一些同行十分关心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趁着2011年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写了一篇题为《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的文章，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我在此文中所说的“新路向”
有三个。
一是认为中国史学自古以来都有重视理论的传统，因此加强理论研究是第一个“新路向”
。
二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多以史家或史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80多年前梁启超提出来的。
时至今日，这种研究模式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说，它仍然是起步阶段的“必修课”
。
但是，如果要从学术前沿的开拓与创新来看，似应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以问题为主要对象方面上来，尤其是那些具有贯通性的问题首先应当受到重视。
三是进一步开展比较研究，由于语言和文献方面的局限，中国史学在中外比较研究方面进展迟缓，目前只有少数学者能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加强比较研究是为了真正的知己知彼，在比较中鉴别，在鉴别的基础上明确自身努力的方向。
同时，为了比较研究，就必须不断克服语言和文献方面的局限，这对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自会产生积极影响。
这就是我撰写“新路向”
一文的初衷和主旨。
当然，我认为这些想法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在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或多或少是可以参考的。
不过最近《史学月刊》提出讨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
，又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我思考的核心问题便是本文题目所示：积极面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
我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是出于对当今史学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判断，同时也得益于古代史学的启示。
20年前，我在撰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明史》的史学卷时，受到白寿彝先生的启发，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特点概括为“史学的多途发展”
，并从朝代骤兴骤亡、门阀统治、民族关系、《史记》《汉书》的广泛影响等几个方面，用以说明史学多途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
其后，我在撰写《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时，沿用了这一见解，受到史学界一些同行的赞同。
所谓“多途发展”
，一个最直观的反映，即是从少数几部史书附于《汉书·艺文志》“春秋”
类之后，到《隋书·经籍志二》史部书所含13类这一重大发展，而《隋书·经籍志二》史部所著录之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多出于魏晋南北朝史学家及学人之手。
可见，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发展的时代，是历史条件使然。
从史学发展的观点来看，如果说刘知幾《史通》内篇中的《六家》《二体》《杂述》和外篇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可以视为他那个时代的中国史学史的话，则刘知幾所论，表明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不论是否有自觉的认识，都是有所反映的。
刘知幾在《杂述》中讲到史学演变时这样写道：“爰及近古，斯道渐烦。
史氏流别，殊途并骛。”
[2]他说的“近古”
，正是指魏晋南北朝而言，他所谓“斯道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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