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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一心和谈，因此对这些人的见解洗耳恭听。
其中一人就是中央大学的吴玉浩教授，另一位是李明扬将军，他曾与汪精卫的傀儡政权有过联系，还有立法院的吴厚山。
然而，这些人除了从代总统那里得到点钱外，他们作为“中间人”
并没起任何作用。
“和谈中间人”
当中还有两位李宗仁的人——刘崇俊及黄奇汉。
他们俩都声称是“第三派”
成员，即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分子。
然而，人们后来发现他们俩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1月22日，李宗仁指派由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代表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谈判。
两天后，他宣布解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同意以共产党的八点建议作为和谈的基础。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代总统发现他的“代总统”
是空的。
在和谈这件事上他既没有和行政院商议，也没有告诉行政院院长孙科，对此孙科大为恼火，拒绝承认电报有效，宣称他在立法院面前是对代总统的措施一概不负责任。
他还宣布要把政府搬到广州。
2月5日，除代总统的办公室外，所有政府部门都按时从南京搬走了。
和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也被要求于当日把使馆迁到广州。
司徒雷登拒绝了这个要求，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使馆也不同意迁走，但使人们茫然不解的是，勃希钦是唯一的例外。
他发现自己一旦身居广州，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残余人员打交道，其中包括当时的外交部长吴铁城，同时李宗仁与和谈小组仍待在南京。
在其他方面，这个不在位的大总统也在削弱他的“代理”
人的权力。
他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大陆，但是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将军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因为这是老同事的缘故。
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
因此，代总统赦免政治犯、遣散秘密警察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李宗仁想以释放少帅张学良来获得众望，但却找不到少帅。
张学良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一直被囚禁着，如今蒋介石把张学良运到了台湾，仍然囚禁着他。
蒋介石相信他能重掌大权（这和他的人生信条“‘引退’并不意味着永远‘引退’”
是一致的）。
此时，他正享受“引退”
给他带来的乐趣。
他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所以在农业银行他以私人名义借了100万金元券，按官方价值10000美元，供他挥霍。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陈立夫控制着农业银行。
除了蒋经国外，和蒋介石在一起的还有一名秘书和一名侍从。
蒋介石的儿子在田地里散步，重返儿时母亲让他去的祠堂庙院，这些勾起了蒋介石怀旧的思绪。
起初，他就像戴高乐将军的习惯一样，拒绝接见任何来访者，李代总统就是要求与蒋介石会晤而遭拒绝的人之一。
然而，蒋介石精心安排的情报人员发来的信函和电报又使他对时局了如指掌。
张治中是李代总统任命的北平和谈代表团团长，他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说要到溪口谒见委员长，以求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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