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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惜”
。
集子里面，有兼收“少作”
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脸上，种上一撮白胡须；也有兼收别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拣选，决不取谩骂诬蔑的文章，以为无价值。
其实是这些东西，一样的和本文都有价值的，即使那力量还不够引出无耻群，但倘和有价值的本文有关，这就是它在当时的价值。
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
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
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
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
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经指出，这才改为明枪，但又说这是因为被诬为“假想敌”
的报复。
所用的技俩，也是决不肯任其流传的，不但事后要它消灭，就是临时也在躲闪；而编集子的人又不屑收录。
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象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
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
，谁又是“剑拔弩张”
，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
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
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罔两的形状的禹鼎相同。
九
仍是上文说过的所谓《珍本丛书》之一的张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牍类里，有《又与毅儒八弟》的信，开首说：
“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不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
钟谭之诗集，仍此诗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耶？盖吾弟喜钟谭时，有钟谭之好处，尽有钟谭之不好处，彼盖玉常带璞，原不该尽视为连城；吾弟恨钟谭时，有钟谭之不好处，仍有钟谭之好处，彼盖瑕不掩瑜，更不可尽弃为瓦砾。
吾弟勿以几社君子之言，横据胸中，虚心平气，细细论之，则其妍丑自见，奈何以他人好尚为好尚哉！
……”
这是分明的画出随风转舵的选家的面目，也指证了选本的难以凭信的。
张岱自己，则以为选文造史，须无自己的意见，他在《与李砚翁》的信里说：“弟《石匮》一书，泚笔四十余载，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划，亦就物肖形而已。
……”
然而心究非镜，也不能虚，所以立“虚心平气”
为选诗的极境，“并不自立意见”
为作史的极境者，也像立“静穆”
为诗的极境一样，在事实上不可得。
数年前的文坛上所谓“第三种人”
杜衡辈，标榜超然，实为群丑，不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无待这里多说了；就令自觉不怀他意，屹然中立如张岱者，其实也还是偏倚的。
他在同一信中，论东林云：
“……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
……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间线索甚清，门户甚迥。
……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
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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