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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伏尔科夫那本有争议的回忆录（《见证》）出版后出现了一种时尚，就是把肖斯塔科维奇称赞为最终的、勇敢的、秘密的持不同政见者，即使在最恐怖的时候也可以传递激进的批评信息（齐泽克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中还涉及对第五交响曲结尾的评判。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关于老肖的传记和其他出版物面世，一些事情的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人们不会再把老肖视为勇敢的毫不妥协的斗士。
在那样的环境下，对于作曲家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目的在于保留创作的权利。
为此他不得不妥协让步，所以老肖称他的一些电影音乐创作是给“恺撒交租子”
（当然这也是作曲家的一块创作的自留地，因为年轻时候做过电影院无声电影的钢琴伴奏，他喜欢电影音乐）。
但底线是绝不出卖任何人，不能丧失起码的人格。
面对恐怖的铁血高压，这是需要胆量的。
典型的例证是在1937年春天，老肖被传到人民内务委员会总部报到，调查员赞切夫斯基劈头就问老肖和被捕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关系，问他是否知道有关暗杀斯大林的阴谋，老肖予以否认。
最后调查员说，今天是星期六，你可以走了。
但下周一是最后期限，到时候你一定会记起每一件事情的。
作为反对斯大林阴谋的证人，你必须回忆起你们谈话的所有细节。
这些威胁的口气等于是最后通牒，等待他的至少是被捕甚至是枪决。
我们不知道作曲家怎样度过了一个噩梦般的周末，也许那一天比一生的时间还要长。
星期一早上，老肖照样去了总部，他是做好了准备的。
只是意外得到通知：调查员赞切夫斯基在周末作为间谍被捕了。
老肖这才躲过一劫。
齐泽克只看到这个“可怕时刻”
的滑稽性，这种性命攸关的当口，他忽略了作曲家的人格本色。
另外，从创作来说，妥协也不等于没有“智慧的抵抗”
。
如果说，语言文字的出版受到严格控制的话，那么音乐创作的隐秘性则是秘而不宣的。
1936年，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上演遭禁后，《真理报》的署名文章等于是对作曲家艺术生命的宣判。
在斯大林时代，这样的批判后紧接着就会有被逮捕或枪毙的危险。
肖斯塔科维奇周围的亲人和艺术家朋友们屡遭劫难，他自己也曾每天都在等待这个可怕厄运的到来。
几十年中，恐惧感在作曲家心灵深处如影随形。
这使得他在深深憎恨的同时，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
当第五交响曲出来后，所有的人都认为作曲家屈服了。
在一个纪录片中也曾看到那场音乐会现场，演出结束后，所有的人都起立欢呼热烈鼓掌。
齐泽克认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讽刺家和实验者转变为一位回归传统形式的史诗音乐悲剧家。
从小调抒情诗的忧愁转到胜利的红场检阅”
，作曲家“用他的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第五交响曲》赎回了政治怜悯”
。
由于对第五交响曲理解方面的偏差，导致了他对作曲家信仰的曲解和人格的错判。
须知对第五交响曲末乐章结尾的理解从来就有歧义：假如老肖本人在《见证》一书中的解释依据不足（齐泽克对此颇有揶揄），罗斯特罗波维奇的文学语言也过于夸张（老罗说，“胜利的节奏是无数钉子钉进棺材的重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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