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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那个从小循循善诱教导她的慈父，在女儿最需要他的时候却身陷囹圄，远在天边。
家庭，没有工作的母亲、辍学待业的弟弟，他们都是弱者，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落在了年轻的顾圣婴的肩头。
在顾圣婴留下的不多的文字中，所有的话题大都围绕着钢琴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连出国比赛期间写回国内的信件里，对母亲和弟弟也只字未提。
有知情者回忆说，坚忍的顾圣婴有时候也免不了唠叨几句家里的琐碎，家庭的温暖自父亲坐了监牢以后就消失了。
随着“**”
到来，“在几乎所有官方的高调言辞和空话的遮蔽下，一切公开领域的功能全部丧失，当这光亮被熄灭后，黑暗就降临了”
（阿伦特语）。
暴风雨来临之际，师友们也都自顾不暇，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那些曾经给顾圣婴关心鼓励爱护的人一时间都作鸟兽散。
接下来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批斗会上的口号、口水、污蔑、攻击，以及人身侮辱，最后是自我了断。
私密的温暖
难道残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没有一丝光亮了吗？阿伦特说过：“人们在这些黑暗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寻求光明与启明的替代品。”
阿伦特所说的“私密的温暖”
其实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凡黑暗年代，就一定有私密的温暖存在。
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一个老教授回忆说，当年他被打成反动分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威望尽失颜面扫地。
当所有的人见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一次在学院门口，一个看门的教工给了他一个平静的微笑。
也许这种微笑过去曾经有过，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而已。
但危难之时，就是那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微笑，使他在绝望无助的日子里有了支撑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当年和顾圣婴交情甚笃的殷承宗回忆说，1967年年初，顾圣婴返回上海前一日，俩人在殷承宗的住处促膝长谈整整一天。
谈到创作，谈到《南方来信》等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作品和音乐创作的关系。
“记得那天特别冷，零下20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得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
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裤都让她穿戴走了。”
殷承宗不但不怕担嫌疑惹祸上身，除了物质上的温暖，还给了顾圣婴以精神上的砥砺（后来殷承宗很快用钢琴创作了“红色经典——《钢琴伴唱红灯记》”
，成了“**”
时期的红人，在顾圣婴最需要关怀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还是令人赞许的）。
南去的列车上，我们不知顾圣婴穿着挚友雪中送炭的棉服心里是何等感动，她根本不必穿在身上，因为冰冷的心里已经融进了暖意。
回到上海以后，如果有更多如此这般“私密的温暖”
：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次握手、一次交谈，说不定会给悬崖边的顾圣婴一个回转的空间。
人的“死”
常是一念之差。
事实上，历史也见证了私密的温暖的缺失，记录了远害避祸的场面。
同样是最后一面，这滋味却显得更为酸楚。
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对面，看到顾圣婴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缓缓走来，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踌躇了好一会儿终没有上前搭话。
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时，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
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
多年后，顾圣婴的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也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握奇）迎面碰上。
见他头发凌乱，脸色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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