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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们又在欧冠半决赛阶段因为客场进球制度输给了勒沃库森队，因为我们主场的比分是2∶2，而客场的比分是1∶1。
在2009年和2011年的欧冠决赛上我们本能够击败巴塞罗那的。
2009年那场决赛在罗马举行，由于安排不周，我们下榻在了一家非常破旧的酒店里，第二天好多球员都感到头晕眼花。
2011年的决赛是在温布利球场举行的，巴塞罗那踢得非常聪明，他们通过保持控球权让我们备感慌乱。
我们本应该保持耐心，按照原计划行事，但是一种恐慌的情绪蔓延开来，我们渴望进攻的冲动也成为我们的失败之源。
我们是被自己的原始本能所打败的。
新的节奏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情况不同了。
我这一辈子都是早上6点起床准备工作，现在我喜欢8点起床，跟凯茜一起吃早餐（最近30年来，我一直都没有这样做过）、看报纸，然后去购物区吃一顿午饭。
我想对于一些人来说退休就好像丧亲了一样。
在你退休之后会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会有很多人围在你的身旁。
通常情况下，在赛季末球员们都离去之后，我每天还是会去卡灵顿的办公室，直到6月初我们去法国度假。
2013年我发现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能够占满我的时间。
在我退休之后得到了大量媒体的关注，同时我还要对自己的自传进行最后的润色。
在那个夏天快要结束时，我经历了两次人生中的第一次，其中一件事比另一件要美好得多：乘船沿着苏格兰西海岸北上，在医院做髋关节置换手术。
我最初意识到自己已经退休是在6月份去法国度假时。
此前，在度假期间，我每天也要打好几通电话，通常是忙于处理我们买卖球员的事宜。
大卫·吉尔也会多次来拜访我，球队的事总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还会在度假时与球员及其父母见面，说服他们选择与曼联同呼吸共命运。
如果在度假期间，我拿到了下个赛季的赛程表，那时我就会抛开自己全部的爱好，心无旁骛地研究赛程了。
2013年在地中海度假时，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在玩Kaluki纸牌时战胜约翰·罗伯特森。
在我髋关节手术痊愈后便开始去老特拉福德球场看比赛了，那种感觉怪怪的。
我从来没有在赛前去董事会休息室用午餐，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观众们的喧哗声。
在我执教期间，我总能够屏蔽看台上传来的噪音，因此从未注意到这一点。
直到现在，在我的生命新篇章开始若干年后，我才真正开始对环境中的改变心存感激。
在我退休之前，我从来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
我想这看起来会很奇怪，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重视控制和纪律的人，但是当你成为一个集团的领导者之后，你就会被日程表和他人无休止的需求所限制。
就算你24小时不停地工作，还是总会有人或事需要你去关注。
我经常会感觉到——我并非抱怨——仓鼠的轮盘永远都停不下来。
我总会去看表——并非仅限于临近比赛结束。
于是，在退休之后我第一次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我需要做的就是待在家里，吃午饭和晚饭，而这样的生活自从我学生时代的暑假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体验过。
这真的是一种释放，一种让人振作的体验，更能允许我去做很多执教曼联期间不能做的事情。
我尝试去寻找一种平衡，这样一来我既不会太累，也能活得充实，同时将我的生活带入另外一种节奏。
除了去看曼联队的比赛，我的日程中还包括作为俱乐部的董事会成员和形象大使代表球队出面，在哈佛大学讲课，作为欧洲足联教练大使需要做的一些工作。
我是在日内瓦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精英教练论坛的主席。
我会提前和欧足联的约安·卢佩斯库（IoanLupescu）见面，制定论坛日程。
参加该论坛的人员包括欧冠球队和欧洲联赛球队的教练，还有其他资深教练如吉拉德·霍利尔、罗伊·霍奇森和欧足联主席米歇尔·普拉蒂尼及其委员会成员。
意大利退役裁判员皮埃路易吉·科利纳（Pierluigia）也会参加，我们会跟他讨论裁判们的表现，但是我们通常会谈论上个赛季的比赛，并寻找提高比赛水平的方法。
同时我还是欧洲冠军杯和欧洲联赛的技术研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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