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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在东斯特灵郡队当了4个月的教练之后，我成为圣米伦队的主教练，在这里我继续凭直觉进行讲话。
没有人教过我公共演讲的知识和公共关系的技巧，因此我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合适的事情。
圣米伦俱乐部位于佩斯利，这个小镇因为纺织厂的倒闭和汽车业的衰退而遭受重创。
而10英里外的格拉斯哥则为佩斯利蒙上了长长的阴影，每逢周末都会有公交车满载着球迷去格拉斯哥看凯尔特人队和流浪者队的比赛。
整个佩斯利镇都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情节，于是我决心要提振士气，告诉佩斯利的人们他们的球队是有前途的。
我想做些公共演讲也许会管用。
圣米伦队的球迷比教堂里的唱诗班的人数多不了多少，于是在一个周末我进行了慷慨陈词。
俱乐部的电工在一个篷车上面安装了扬声器，于是我就像一位拉选票的政客一般在佩斯利开始了巡讲，手里拿着麦克风，鼓励人们来支持自己的球队。
我们在市中心停了下来，我在那里对球队颂扬备至。
这招确实管用，球迷的数量也多了起来。
我在苏格兰执教时不得不做些公共演讲，但是当我南下之后，俱乐部的活动和球员考察活动日益增多。
曼联队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慈善晚宴，我经常会在这些场合讲话。
第一次讲话简直糟透了。
我尝试着讲了一个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笑话，但是观众们似乎完全没有领会笑点。
我期待能听见些许笑声，但是等来的却是一片沉寂。
讲笑话这件事是非常难的，没有任何保障。
借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喜剧演员会在大型演出或是上电视之前在小型俱乐部里小试牛刀了。
虽然在对一小群人讲话时保持眼神交流很重要，但是我发现在面对大量听众时与某个人对视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我会有意面向观众，因为我知道盯着讲台上的笔记去读肯定会丢掉听众的注意力，但是我从不会盯着某个人看。
相反，我会把目光放在观众头顶偏上的地方。
如果你盯着人群中的某个人看就很容易把事情搞砸。
曼联青训队的教练埃里克·哈里森在1981年至1998年执教，他在1992年发现了这样做的风险。
他曾经向我讨教过公共演讲的技巧，我告诉他把目光放在后墙上，而且在讲话的时候要注意转移目光，这样所有的观众都会感觉到置身其中。
但是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盯着一位观众看，这可绝非明智之举，尤其是埃里克当时是在利物浦演讲，台下的听众多是利物浦和埃弗顿的球迷。
他后来狼狈不堪地回到了曼彻斯特，因为他盯着看的人做了两件事。
首先那个人慢慢地把食指放进了自己的喉咙，此举虽然没有让埃里克惊慌失措，但是他马上又掏出了一块白手绢舞动了起来。
这次埃里克扛不住了，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1994年马特·巴斯比爵士逝世，我应邀在圣母马利亚教堂和曼彻斯特附近的查尔顿-哈迪（-Hardy）的圣约翰教堂进行讲话。
那是一个大型活动，数以千计的曼联球迷加入了送葬行列，教堂里更是人满为患。
那一次我选择了带稿演讲，虽然我不经常这样做，但是在事后还是受到了我最严厉的批评家凯茜——我的妻子的批判。
她说：“你真是不可救药。
我告诉过你不要照着稿子念。
带稿演讲让你一无是处。”
无稿演讲可不是胆小者能驾驭的，而且我也因为这样做吃过苦头。
很多年前，我在伦敦的高盛公司进行了一次讲话，我自认为还不错，但是我的儿子马克则抱怨我的演讲跳跃性太强，并且整体缺乏结构感。
我发现无论是否带稿进行演讲，总会有人时刻准备着去攻击你——我想这也是在公众面前开口的风险之一。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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