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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他在过去5年里几乎一场不落地参加了比赛，身体还能有什么不妥吗？”
于是我们最终买下了布鲁斯。
在20世纪80年代，我发现了一种非常有用的信息，这就是在赛季前进行的“体能测试”
时收集的数据。
这种测试是由一系列的20米短跑组成的，用来测量球员的身体状况。
这种体能测试很残忍，但是也很精确——对于我和其他工作人员来说非常有用。
我们通常会在赛季末测试球员的身体健康水平，然后在赛季前重新排兵布阵时，对球员进行再次测试。
借此我们可以很快了解到他们是否在暑假期间很好地保护了自己的身体。
很多年前，你如果想观察一名球员或一支球队，唯一的途径就是长途跋涉去观看比赛。
迄今为止，这仍旧是最好的观察方式，但是今天的摄像机可以把镜头拉得更近。
在阿伯丁队时，我们使用的是原始的录像分析。
其实就是由两三台摄像机拍摄下来的少数几场比赛的录像带。
这些录像带的质量很差，而我们也没有相关的设备和人员进行剪辑。
但是这些带子还是聊胜于无的——虽然强不到哪儿去。
如今每一场比赛都会有摄像机去记录，从各个角度去录制。
在曼联队，我们的录像分析团队会把那冗长的录像带编辑成精华片段。
曼联队首次安装专业的录像分析系统是在21世纪初。
借此我们可以告诉球员们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也改变了我们计划未来的方式。
同时我们还能通过录像分析了解很多对方球队和球员的信息及数据。
这是计划程序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当赛程排得很满时，球队需要面对密密麻麻的英超、欧冠、足总杯和联盟杯的赛事，这时录像分析的作用便得以彰显。
录像可以显示出对手在比赛中所采取的阵容、他们在特定情况下的换人选择以及他们角球和任意球的踢法。
我可以借此挑选出最佳的阵容，因为我不得不提前安排出好几场的比赛——确保每一场比赛都能够派上最强的11个人。
在我执教曼联的后期，我更加努力地做这项工作，我会让一些球员休息两场比赛，以便他们能在最重要的比赛中拥有最好的状态。
运动科学和录像分析团队总能够想出新的测量方式，这对我来说没问题，因为我总是对新鲜的事物很好奇。
但是在我的那个年代，没有电脑能够为我提供运动员热图，或是告诉我一场比赛中球员的跑动距离是多少，因此我更多地去依靠日积月累的经验，这些经验则来自我观看的数以万计的球员的数千场比赛，而不是依靠那些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材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自己需要面对不断增长的海量信息。
任何一位具有竞争意识的人直接的自然冲动便是将这些信息保密。
但是我会把信息分为两类：我希望透露的信息和我连自己的祖母都不会透露的信息。
领导者的一大特征就是乐于分享信息。
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是很高兴分享自己的知识的——或者至少是他有的部分知识。
在阿伯丁队进入欧洲联盟杯的比赛之前，博比·罗布森执教伊普斯维奇队，他告诉了我分享信息这一概念。
博比邀请我去看伊普斯维奇的训练，我甚至学到了一种传球训练的方式，将其化为己用。
我相信博比知道我已经对他的球员耳熟能详了，因为我在现场和电视上都看过他们的比赛，于是我去了之后就只观看训练。
我认为那真是一种慷慨的姿态，是他做人的标志，也是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非常乐意世界各地的教练们来我们的训练场参观并做些笔记，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也许他们认为我是在教这些人如何使用玉米片、番茄酱和两杯面粉制作原子弹。
1983年沃特沙伊托尔队（Waterschei）的主教练恩斯特·库尼克（ErnstKünnecke）在欧洲优胜者杯半决赛之前来观看阿伯丁队的比赛。
他在阿伯丁待了几天，在那期间我邀请他观看我们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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