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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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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彼·沃尔金
托马斯·莫尔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在伦敦商界被大家拥护着，在社会杂乱的16世纪，作为英王的大法官和一个主张财产共有制并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对话集的作者，他是那个世纪引人瞩目的代表人之一。
他的思想主张是那个世纪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他的思想形成了有特色的、统一的体系。
那个世纪是资本主义萌芽破壳的世纪，资本主义蓄满了力量，势必冲破封建社会的牢笼而成长起来，而且全新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对抗，也开始萌芽了。
莫尔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即众所周知的《乌托邦》，其影响之深，在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文献中，是极为少见的。
“乌托邦”
这三个字成为文学界中空想主义文学的代名词一点儿都不奇怪，它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相联系，开辟了空想主义思潮也一点儿不奇怪。
莫尔在归纳自己的生活时，很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大法官职位的意义大于《乌托邦》，或者认为其反抗宗教改革的斗争的意义大于《乌托邦》。
莫尔受害的四百年后（他被处死于1535年），我们再次翻开《乌托邦》时，会比和他一个年代的人更感兴趣。
他是这部精彩著作的作者，是我们对他其他方面产生兴趣的前提。
《乌托邦》是第一本明确阐述空想社会主义原理的书籍，这正是其经久不衰地吸引人们的原因。
如果说，古代社会曾经出现过社会主义的特有因素，我指的是，消费性质的共产主义、社会初期的生产资料共有观念，以及进行公共生产的思想，等等。
当然，这一切都是含糊的概念，是零零碎碎的想法，尚未形成统一的整体。
但是当我们对《乌托邦》的有关文献进行研究时，我们依然应当注意到这些因素。
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非常熟悉柏拉图以及古希腊时期的其他学者，这些人的作品都对这种思想有所体现。
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到了早期基督教公社中的神话般的“共产主义形式”
。
毫无疑问，莫尔利用这一主题思想，经过全面思考，创建了一个全新的体系，这个体系是不可能在奴隶社会出现的。
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空想社会主义只会在新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之后才会出现。
而最早对这个体系进行系统阐述的，就是莫尔。
《乌托邦》的文体（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旅行的故事）类似于古希腊后期的游记小说。
而这种文体一直到19世纪都依然保持着它的生命力（比如卡贝写的《伊迦利亚旅行记》）。
不过，这种文体的鼎盛时期就是莫尔所生活的时代了，因为《乌托邦》成书于15世纪至16世纪，这时候地理大发现已经开始了，但还远远没有完成。
毫无疑问，莫尔曾经读过那些比《乌托邦》早出版了没多久的书，例如1507年出版的《宇宙志引论》或者1511年著成的《新世界》。
并且，将对新发现的国家进行描写为主要内容的书对莫尔的影响不仅是促使他采用这种文学体裁进行写作，而且还为他提供了写作素材：关于美洲土著以及西印度群岛土著的生活，这些土著表示“我并不知道你的和我的存在什么不同”
，他们实行公有制，土地是共同使用的公共财产，他们鄙视珠宝和黄金……并且，莫尔将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旅行伙伴之一作为他作品的主人公，这似乎能够进一步证明《乌托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的联系。
《乌托邦》是莫尔的社会政治理想在那个时代能够达到的最好的形式。
《共产党宣言》中对19世纪初期的空想主义者的描述是：“这种幻想出来的未来社会的样子，是在无产阶级尚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下被想象出来的，产生于无产阶级最初对于社会总体改造那充满预见性的激动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产生于幻想中的未来社会方案的现实条件所做的预计，适用于圣西门、傅立叶生活的时代，也适用于莫尔所生活的年代。
虽然莫尔极有天赋，虽然他已经意识到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并且他也对这些矛盾进行了强烈的指责，但是，他没有在他所处的社会中发觉消除这些矛盾的唯一方法。
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还不能提供使无产者成为一个社会阶级所必需的前提，而且促使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时机也尚未到来。
这个“幻想出来的样子”
是莫尔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能够用于表达他大胆的社会思想的方法。
《乌托邦》第一部的内容主要是描述莫尔所处的时代，关于欧洲各国的基本政治生态和社会基本制度的谈话。
在谈话中，旅行家希斯拉德代表作者莫尔的观点，他尖锐地批评了那时在英国已经达到顶峰的君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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