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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是所有拼音文字方案的共同理路。
1898（戊戌）年，卢戆章的同乡、京官安溪林辂存将卢氏方案呈请都察院代奏。
不幸戊戌变法失败，新学新政都被废除。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出逃；1903年俄国占领东北，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
“朝野上下连受了这几次大刺激，新机又大动了。”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93页）于是卢氏旧事重提，1905年将切音新字著作呈交学部；其间，因当时王照等人的假名式方案已经流行，卢戆章也把原来的罗马字式改成了假名式（图60）。
学部最终把他的书交译学馆审定。
审定意见虽然认为作为“我国国粹之源泉，一切文物之根本”
的汉字不可废弃，但对于在普通民众中推行拼音文字以普及教育，持开放的态度：
现今世界文字，大别为二：一为象形字，一为切音字。
除中国独用象形字外，余如国书之字头，泰西各国之字母，皆切音也。
日本朝鲜虽亦沿用汉字，然日本则有假名，朝鲜则有谚文，用以补汉字之不逮，假名、谚文，亦切音字也。
象形切音二法虽各有长短得失，然论其难易，二者实有霄壤之别：切音得数十笔十余笔而有余者，象形累数千字数万字而未足。
而文字之难易，又与教化之广狭相为比例：识字难，则游惰不得不多；识字易，则教育自然普及。
近来日本教育会屡有改良国字之议，至欲尽废汉字，专用假名或罗马字以代之，盖为此也。
夫汉字为我国国粹之源泉，一切文物之根本，在日本因袭既久，尚难一旦更张；在我国累代相传，岂可反行废弃？特以字形繁重，施诸初等教育，实有劳而少功博而寡要之患，故仿照国书及泰西诸国文字成例，别制切音字一种，以与固有之象形字相辅而行，亦今日不得已之举也。
后来卢戆章截取这段话印在自己的书上（图60），而省略了后文的反对意见。
译学馆的专家从学理上反对推行卢氏的方案，认为方案没有完整继承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如卢氏方案缺14个浊音，没有入声）；又“迁就方音”
，不以传统字书、韵书上的传统读书音为准，不利于全国通行；其写法“以韵母为经，居中大写；以声母为纬，各按字音之平上去入，细书于韵母之上下左右”
，更是不合古今中外文字之通例。
方案就这样被批驳了。
这时是1906年，简字运动已经后来居上了。
图60 官话切音字母方案选自《北京切音教科书》（1906）
戊戌年前后还有福建龙溪人蔡锡勇的《传音快字》（1896，图61）、江苏吴县人沈学的《盛世元音》（1896）、福建永泰人力捷三的《闽腔快字》（1896）、广东东莞人王炳耀（外交家王宠惠之父）的《拼音字谱》（1897）等。
四人的方案都是速记式切音字，而蔡锡勇影响最大。
图61 《传音快字》（1896）
蔡锡勇（1847～1897）幼入同文馆，曾出使美、日、秘三国，任参赞。
其方案受欧美速记术的影响。
其子蔡璋、蔡玮传习家学。
蔡玮在译学馆念书时用“传音快字”
记录讲演，受到注意。
所以后来资政院聘请他的兄长蔡璋训练资政院的速记员。
从清资政院到民国的历届国会，都是蔡璋和他的学生负责现场速记。
这是中国速记学的渊源。
蔡璋著有《中国速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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