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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有历史癖的；我深信语言是一种极守旧的东西，语言文字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但我研究语言文字的历史，曾发现一条通则：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
从这条通则上，又可得一条附则：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
这两条原则，是我五年来关于国语问题一切论著的基本原理，所议我不须举例来证明了。
（1923年《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头言）
黎锦熙说：
“小百姓”
运用汉字本来是很有限的，他们业已“创造”
的“破体字”
，如果调查齐全，我想没有什么不够。
假如不够，不够就不够吧。
最大限度也只能在将来的《简体字谱》中再挑一些“固有而较适用”
的出来大家提倡，却不可创造新的，因为“简体字”
的“创制权”
完全操在“小百姓”
手里，文人学士乃至政府都不可滥用此权，滥用了也是行不通的（唐朝武则天皇后就可为证）。
（《国语运动史纲》25页）
他认为新造的简体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对“小百姓”
来说是一样的难学，一样推行困难，还不如直接推行后者划算。
假如新造简体字推行后，繁体字同时存在，麻烦就更多了。
他提出一个“自然”
的原则：
我很赞成“简体字”
运动，认为是提倡“大众语文”
的现阶段中应该做的事情，但是须在“自然”
的原则下很自然地做去，就是不可强定系统，臆造新体。
1930年，刘复（刘半农）、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出版，同时陈光垚等有专论、专著出版。
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对于习见之简体字，酌收若干，用小字附注于普通体之下，以示提倡”
。
除此之外，没有多大成绩。
1934年，钱玄同在国语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
案》（载《钱玄同文集》第三卷）：
【理由】……普及简体字，先要规定简体字的写法；要规定简体字的写法，先要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做材料。
有了这种材料，便可就其中选取最适用之一体定为标准的简体字；有了标准体，便可用其偏旁而为新的配合。
这一配合，简体字便多多的增加了。
要是还嫌不够，便可参考这些固有材料所用减省笔画的方法而造新的简体字。
所以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是规定简体字的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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