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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大的关系，乃是印刷术在那个时代由发明而推广，便把那个时代划为古今学的一条大鸿沟。
近代古学大师，常说他唐以后书不读；就读了，也并不据为典要。
例如清朝的杭世骏要给汉朝扬雄的《方言》作续编，这当然要续到他自己的时代才是，但他的《续方言》中所搜的材料只到唐朝，因为唐代的典籍还可证古，宋以后便不古了；马建忠仿“泰西葛郎玛”
撰《文通》，举例也止于唐。
这种风气，实在就起于宋朝；宋人一切学术思想和文学，其风尚，其旨趣，已和唐人大大的不同了。
唐人虽尊古，却不一定主张复古（除韩、柳“古文”
的旗号外），著述也不重考古，他们事事都具有时代性。
宋人便以复古考古为风尚：明明是印度化的“道学”
，却要推本于唐尧、虞舜“十六字之心传”
（？）；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把正体，通体，俗体三种并列，宋张有便非“复古”
不可；魏张揖的《广雅》是续《尔雅》的，宋陆佃的《埤雅》却不敢说“续”
《尔雅》而要“辅翼”
《尔雅》了（但他还采了一些当时俗语，后来古学家却大不谓然，到了明朝的《骈雅》，清朝的《别雅》等，更是专以考古为归，全不具当时的时代性了）：似此例证，不可胜举。
总之，由五代至北宋，是古学今学的大鸿沟；这个原因，我又要把“唯物史观”
来妄作解释，常言道得好，“物以少为贵”
，写本的书不易成，不易得，不易多，不易传，到了宋朝印刷术普及了，汗牛充栋之势渐成，才觉得从前残篇断简之可贵，尊古卑今是古非今的心理，就此逐渐酿成了。
然而在文学方面，民间的势力却始终没有受这种复古风气的影响，且因书籍易得，教育较易普及之故，民间文学的内容和程度实在比从前高。
讲历史故事的“平话”
出来了，渐渐演成几十百卷的长篇小说，竟作了平民教育的重要工具。
词到两宋，作家蜂起，虽因古典盛行而渐老死，但在北方又变出新花样来，这便是“曲”
：金朝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就是现今大鼓书的嚆矢；“小令”
、“套数”
的低唱高吟还不够那时“平民的贵族”
（如蒙古王公之类）的欣赏，便扩充为连唱带做，一本四幕的“杂剧”
，后来更演化而为好几十出雄伟繁缛的“传奇”
了。
金元时代的国语文学，是最能表现平民与文士合作的精神的。
这实在也是受了印刷术发达，使文化易于下逮并易于交换的影响（可参考拙制《潮流图》第十一至十四世纪栏）。
可惜这讲义的第三编只把两宋的诗、词、语录三种白话作品编次出来，这些都还是唐五代的潮流，有的涛势方张，有的余波未已；至于平话和金元的曲，还未述及，这讲义便终止了。
可是这第三编的分量，竟占了全部讲义的二分之一。
第一章《绪论》，略述宋初的庙堂文学和古文运动；第二章《北宋诗》，他对于“江西诗派”
也是一种翻案的批评；第三章《南宋的白话诗》，陆游等四大家实在比北宋的邵雍辈更趋重自然，真做到“做诗如说话了”
；第四章《北宋的词》，第五章《南宋的白话词》，他对于词家正宗的姜夔，吴文英辈，也下了翻案的批评。
这五章都是他自己的改订本，其中所引诗词的例，比他的原本少些，我教的时候，因为材料已经不少，就没有按原本补上。
至于第六章《南宋的白话语录》，这次付排的油印改订本中并没有，是我按照第一次石印原本割截凑合的，因为这章所引北宋禅师克勤和宗杲两家的语录，固是绝妙的白话说理文，而南宋朱、陆两儒家的语录，也是国语文学史中不可不举例的。
第七章《南宋以后国语文学概论》，是原本的第十三讲，在他的改订本中已被删去，我觉得这一讲恰好可作这部未完的讲义的结论，所以题作第七章，附于本编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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