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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明明确实震动了，耳朵里却只有那种持续而拖沓的摩擦声。
据他们说，我突然大叫了起来。
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大概三十九岁吧，会度过一个和之前每天都相似的普通夏夜。
吃完饭以后去江边散步，我们会商量着避开年轻人聚集起来玩滑板和放音乐的地方，只走人少而安静的路，但周末的外面人特别多，哪里都吵，所以我们会回来得比平时早一点儿。
你会靠在沙发上看药剂师的考试书直到睡着，而我看好几次钟才会听见一次整点敲钟。
一只野狗会叫上几声，接着一个晚归的家庭会路过楼下并讨论一场遗憾的牌局。
大概在午夜的时候，你会因为窗户外面小青年争吵的声音而被惊醒，于是气冲冲地从沙发上爬起来，推开身上的书大步走到窗边去，拖鞋在地板上“咚咚”
响。
你被吵醒的时间应该会是凌晨一点，你会问我为什么没有把你叫醒。
我会不太肯定地从手机里翻出你多年前的小提琴曲子播放，即使我耳朵里听见的是意义不明的持续“嗡嗡”
声。
你会一言不发地陪着我很长时间。
没有人能解释清楚我为什么无缘无故就听不见了—或者准确地说—我为什么听不见身边的动静，却可以听见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我并没有聋。
正相反，我能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它们显然都不是来自眼前的场景。
我看着父母争吵、哭泣和拥抱，耳朵里是拖音很长的工地施工声；我走在家附近的小路上，却听见电影里才有的超慢速外语对话；更多难以辨认的奇怪声音让我恐惧又沮丧，而且完全无法好好休息。
无法控制的吵嚷与安静交错出现，大多数都没有我能辨识出的规律。
从那节数学课开始，我就一脚迈进了另一种错位的人生。
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影响那些声音，它们像塞进我耳道深处的失控耳机一样阻隔外界，自顾自拼命播放。
几个星期后，我从最初的疯狂与难以入睡中挣脱出来，开始学会在声音减弱时休息与思考，转而试图向家人朋友证明自己仍然理智清醒。
虽然听不到自己的嗓音，但我似乎没有丧失语言能力。
不久后我学习唇语，并坚持要回到原来的学校，同时开始寻求治疗。
突发性听觉神经障碍。
这是最开始那两年我在医院里看到次数最多的唇形。
在跟一群先天听障学龄前儿童一起上唇语课的同时，我的父母带着我跑遍了国内所有的顶尖耳鼻喉科三甲医院，和每一家叫得上名字的听力相关诊断仪或治疗仪公司，除了让我涉足大半个中国的省会以外毫无收获。
不论是医生、顾问、经理、教授或其他奇奇怪怪的称呼，结果都一样。
他们中一些人声称，我只是装模作样，不愿意上学、经历失恋或者校园霸凌；另一些人拿着各种只能证明我多么健康的拍片和化验结果单来推测我有史无前例的新型脑肿瘤、听觉神经压迫或妄想症；甚至有一位民间医生看了我拍的片子，指着一处和周围看起来别无二致的大脑成像图细节，信誓旦旦说那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在视觉上辨认的血液流速的变化，连他站在一旁的助手听了都忍不住发笑；然而票数最多的意见是我患上某种精神疾病，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直接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建议我放松心情、多休息。
在无数的夜里被无法控制起落的声音惊醒时，我常常会想起那些医生讲“好好休息”
的嘴形。
我想他们其实是在说，治不好了，你走吧。
高二那年的暑假，我已经差不多跑遍了国内最有希望的医院，一年的求医和间歇性的缺课让我的文化课成绩一落千丈，舞蹈课更是彻底不能进行下去，但没有人因此责怪我。
他们的迁就与包容时刻提醒我与别人不同，这让我更加苦闷。
妈妈把我的舞鞋和满满一柜子的CD藏起来，好几次暗示我说，以我的文化课成绩，就算不考音乐生也可以上大学。
一开始我执拗地摔门而出以示抗议，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一个听不到音乐的人，要怎么跟着音乐跳舞呢？
你三十六岁那年，有一天夜里我们都睡了。
你会毫无征兆地爬起来，从柜子里找出你的小提琴，坐在客厅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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