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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教育则是在独尊儒术、儒家教育广泛开展后出现的。
刘向撰《列女传》，分门别类讲述古代贤德女子的事迹，目的是为女子树立效法的典范。
东汉女学者班昭（又称曹大家）作《女诫》一书，论述了女子修身以及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并用以教授皇后及诸贵人。
《女诫》一直是女子教育的经典教材之一，明朝时还特将其编入《女四书》中。
在经学昌盛的情况下，汉代女子学习儒经者不乏其人，明帝马皇后、和帝邓皇后、顺帝梁皇后在出嫁前均有学习儒经的经历。
可见，在上层社会的家庭中，女子涉猎儒经并非罕见。
在汉代私人教育中，学术家传极受重视，父子相继、祖孙相承的学术世家实在不少，如翟酺四世传《诗》，欧阳氏八世为《尚书》博士，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的史学，蔡邕、蔡文姬父女的文学，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学，郭弘、郭躬父子的法律学，楼护家世医学，任文公家世气象、灾异等，都闻名于世。
学术家传对于形成特定的学术风格很有好处，但也带有—定的保守性。
和官学相比，汉代私学有很多特点。
私学由学者自办于民间，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私学的教学内容比较多样化，学术色彩也比较浓厚，师生多抱着潜心治学的态度，特别是在汉代政治动乱之时，各军阀混战不已，官学时兴时废，唯有私学师生，隐居山谷“精舍”
中，潜心治学。
私学的教学也比较有生气，学生可以自由择师，班固、郑玄等人甚至“学无常师”
，博取诸家之长。
教师也可以自由讲学。
因此，许多私学出身的学者，其水平往往超过了官学博士。
如戴凭曾公开声称“博士经说皆不如臣”
。
光武帝让诸儒及群臣中能说经者与之辩论，竟无人能驳倒他。
在《后汉书》所记载的百余种各类经学著述中，90％以上均为非博士的私家经师所纂，由此可见私家传经在汉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汉代私学教育作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在汉代教育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它承担着繁重的教育任务，其生徒数倍于官学生徒。
汉代官学系统中启蒙教育匮乏，而私学则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蒙童教育。
私学教育还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发展。
官学讲经，以今文为限，而古文经，甚至黄老、道、法、刑名等学，均靠私学教育得以传播和发展。
相对而言，官学笃守家法、师法之风甚盛，而私学却缓和得多，许多私学经师都是兼通今古文的，他们广采众说，遍注各经，自出新意，著书立说，绝非那些只专一经、墨守章句者可比。
这种风气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
汉代私学还特别重视气节的培养，不少人不畏强权，不慕禄位，誓死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敢于批判社会现实，这种优良传统在后世书院教育中得到进一步发扬。
同时，也应看到，私学教育在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导方向上和官学教育并无原则区别，二者并非对立物。
汉代私学教育存在不少缺陷，如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等，笼统地认为私学教育优于官学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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