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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教员中间，有穿西服的，有着日本和服的，也有人依然长衫马褂，后垂发辫。
满族妇女穿洋服者在国内也已经出现。
1903年，清朝驻法国巴黎的公使裕庚卸任回国，带着西洋妇女装束的夫人及两位女儿回到国内，并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
[3]其女德龄姐妹成为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动，她们总是身着洋服，在一片旗装的宫人中格外显眼。
这在满族妇女尤其在贵族妇女中尽管是一个特例，但却反映出西方服饰潮流对满族社会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传统服装与西式服装并存融合的基础上，西装虽没有更大的普及，但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
男子的大襟长衫、对襟唐装、折腰长裤和女子的斧口衫、大襟短衫等成了常服式样；在满装基础上加以改造的长袍马褂和旗袍又流行起来。
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在不断地增加。
在服式改革中值得称道的是中国男式礼服中山装的创制。
中山装由孙中山首创，对于他设计时参考的基样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是根据日本的学生装，有的说是日本铁路工人服，有的说是一种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
。
不管哪一种，都不是东方的传统服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装服式的影响。
孙中山结合中国人的特点加以改造，使其显得庄重、实用，富有中国气派，很快得到流行。
这点最能说明中国近代服装的中西合璧特点。
二、中西餐并行的饮食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并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反响，出现了中西餐并行的局面。
19世纪50—60年代，士大夫们对西方饮食更多地表现为隔膜和新奇。
1866年（同治五年），初次游历泰西的青年学人张德彝刚登轮船，曾充满欣羡地记录了西餐食品和食法，但吃过以后却产生了反感。
他在日记中写道：“盖英国饭馔，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
甜辣苦酸，调合成馔。
牛羊肉皆切成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
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
[4]以至于同行的中国人一听到开饭的铃声“便大吐不止”
。
在张德彝的日记里，把巧克力译为“炒扣来”
，称“其味酸苦”
；红葡萄酒“味酸而涩，饮必和以白水方能下咽”
；“面包系发面无硷，团块烧熟者，其味多酸”
；而“必耳酒”
（啤酒）“其色黄，味极苦”
。
这些评价都反映了中国人对西餐的最初印象。
19世纪70—80年代，情况有所改变，人们开始对“装饰之华丽，伺应之周到”
的西菜馆有了兴趣。
1876年（光绪二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
，[5]到后来竟发展到“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
[6]。
到清末，食西餐成了有钱人的时尚。
“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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