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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庇护十一世为来自中国的6名神甫举行“祝圣”
仪式，提升他们为主教。
这6人是胡若山、朱开敏、赵怀义、孙德桢、成和德、陈国砥。
1933年，教皇再次为崔守恂、李容兆、樊恒安三位中国神甫“祝圣”
，任其为主教。
到1936年，做主教的中国天主教人士已达23人。
与此同时，在梵蒂冈的坚持和有意培训提拔下，中国教区的中国籍神甫和修女的人数也大大增加。
民国初年只有数百人，到了1933年，已达到5000余人。
在天主教中国化的过程中，罗马教皇十分注意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
在北洋军阀时期，教皇的特使刚恒毅就与曹锟等人有密切的往来，对其表示拥护，以换取其对教会在中国利益与行动的保护。
在蒋介石执掌中国政权并在宋美龄的影响下他皈依基督教后，尽管蒋并非天主教徒而为新教教徒，但教皇庇护十一世仍感高兴。
1928年8月，庇护十一世向中国教区下了圣谕：
……圣父的旨意是：希望天主教各修会对中国的和平、幸福和进步作出贡献。
按照我先前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颁发的文件，现在重申：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作为传教事业的领袖圣父命令：中国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组织和发展天主教的行动，以使男女天主教徒，特别是可爱的青年教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福音的神圣而有益的原理常使人们知道，使中国更加伟大，并协助主教和神甫们传播基督的恩泽，用基督的慈善事业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44]
天主教会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其“中国化”
的政策，也确实换来了蒋对教会的重视和保护。
考虑到民国兵荒马乱的现实，这种保护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军队占驻寺院和道观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教堂因为有国民政府明令禁止驻军，严禁军队骚扰，教会的财产和日常教务活动都基本能得到保证。
二、新教及其“本色教会”
新教教会在华教务策略的转变，始于1922年新教各差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
，大会提出了“本色教会”
的主张，对其含义，大会的宣言作了阐释，“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作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
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
。
[45]在这一策略指导下，“本色教会”
的倡导者们，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诚静怡等人主张基督教由中国人“自养”
、“自治”
、“自传”
，要使中国基督教从形式、人事、思想上逐步实现中国化，一方面发挥中国信徒的作用，使其担负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消除掉基督教是洋教的恶名。
他们建议盖中国建筑式样的教堂，也过中国的传统节日，用中国民族曲调唱赞美诗，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婚丧礼仪，培养中国籍主教神甫等。
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出现了民族化的教堂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宗教仪式。
各教会大学的校长也换成了中国人。
基督教学者赵紫宸、吴雷川、韦卓民等人还撰写出版了论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著作，力图沟通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使二者相融合。
但由于事实上教会的利益与外国在华的整体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列强在华利益既不能由中国人“自有”
，其教会也就不可能让中国人真正自主，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始终未实现“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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