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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起，各普通中学添设或附设职业科，各县立中学逐步改为职业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
按1932年3月颁布的《中学法》和《中学规程》规定，中学分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修业期各为3年；其主旨是以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康国民，并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准备；取消中学文实分科的教学方法。
按1932年12月颁布的《师范学校法》和次年公布的《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师范学校的目标是“以严格之身心训练，养成小学之健全师资”
；师范教育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学生一律免收学费，并给以一定的经济待遇。
按1932年颁布的《职业学校法》和《职业学校规程》规定，职业学校以培养青年生活之知识与技能为目的；分为初级（修业期1～3年）和高级职业学校（修业期3～5年）。
高等教育方面，按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1929年7月）和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1929年8月）规定，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三种；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学院；具备三院以上者才能称大学；除医学院修业5年外，其余均为4年；大学及独立学院设研究院和研究所；专科学校分工、农、商、医、艺术、音乐、体育等类，修业期为2～3年；国立大学或国立专科学校由教育部审查全国各地情形设立，省市立或私立大学或专科学校的设立、变更和停办，须经教育部核准；高等学校各科得采学分制，大学学生应修学分的最低标准为4年132学分（医学院除外）；除党义、国文、体育、军事训练及第一、第二外国语为公共必修课外，其他科目由各校自定。
昔日金陵大学北楼，今南京大学
尽管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法令，对教育似乎也是很重视的，但许多规定都流于虚文，并不能兑现。
教育经费不仅很少，而且常常拖欠；加之教育机关官僚化日益严重，教学质量很低，导致国民政府在此时期的教育发展比较缓慢。
10年中，初等学校只增加了17526所，学生只增加了3965847人；中等学校只增加了557所，学生只增加了155137人；高等学校只增加了17所，学生只增加了5990人。
（四）国民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
国民政府为了将全国教育纳入“三民主义教育”
的轨道，采取了一系列的控制学生的措施。
第一，实行严密的训育制度。
1929年7月，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市，遵照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规定的《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设置训育人员，开始在中小学推行训育制度，后又推广到大学。
在小学教育阶段，最初开设党义课作为训育的主要内容，1932年后改为公民训练，1936年，教育部对原有公民教育条目大加修改，对训练的目标、内容、方法等作了详尽的规定。
规定各校应设一公民训练委员会，主持训练事宜；各教员对于儿童公民实践应随时及分期纠正、考查、记载、统计、将结果填入成绩表报告儿童家长。
在中学阶段，《中学教学规程》第六章“训育”
专门规定：中学训育目标为陶融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的道德，并养成勇毅的精神与规律的习惯；中学校长及全体教员均负训育责任，指导学生一切课内课外活动；中学学生宿舍，须有教员住宿，负责管理之责；中等以上学校设置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员或公民教员，由经过审查的国民党员充任。
在大学阶段，同样规定严格的训导制度：学生除必修党义课、军训教育外，还须接受国民党的训育教育，校务会议要经常审查学生的训育事项。
国民政府通过严格的训育制度，企图把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严密地控制起来，使其成为忠于国民党的“健全公民”
。
第二，采取严厉的组织措施，限制学生的思想行为。
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同年10月又通过《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施行细则》，规定学生团体“以在学校以内组织为限”
，并“以不侵犯学校行政为限”
；1930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的名义发布《整顿学风令》，责令学生应致力于学习，不得干涉行政，如有违令，便严厉制裁，宣布一切罢课集会行动皆为非法。
接着，他又签署了《告诫全国学生书》，要求对于“破坏法纪之学潮，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自当严厉制止，如法惩处”
。
同时，国民党又运用行政高压手段控制了各公立学校的实权，把国民党的势力渗透到教育界，并在各级教育机关和各学校中秘密建立特务组织，监视师生的言行。
第三，实行毕业会考制度。
1932年5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为整齐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普通科学生毕业及增进教育效率起见，对于所属中小学应届毕业、经原校考查及格之学生举行会考，会考非各科及格不能毕业，由各省市教育厅局负责办理。
1934年4月，又公布了《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会考规程》，通令各地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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