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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徐两人赶回上海，唐廷枢早就到了，大事定妥，具体签订合同、付款等事项，盛宣怀不愿再经手，因为唐徐两人也不希望他经手。
他以煤铁总局事情多为由，次日就乘船回湖北当阳。
回到当阳不久，盛宣怀就收到唐廷枢、徐润的联名信，两人已经在西历元旦前与旗昌正东忽海签订协议，旗昌所有资产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全部售与招商局，西历一月二日付银四十万两，三月一日再付六十万两，余款一百二十万两，分五年付清，年息八厘。
三月一日后，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将换旗过户，招商局将新增大轮十六艘，其中江轮九艘，海轮七艘，小轮船四艘，驳船五艘，在上海、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等地新增码头、栈房、洋楼、趸船等，无论长江还是北洋航线，其实力都是首屈一指。
随后，盛宣怀又收到朱其诏的信，则是大发牢骚。
原来，旗昌股票已经涨到一百零三两，传闻唐廷枢在五六十两时买进八千余股，徐润买进六千余股，而朱其诏未得消息，一股也不曾买进。
与朱其诏愤愤不平不同，盛宣怀真是有些心花怒放了。
然而，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并未“慑服”
，而是决心联起手来与轮船招商局一较高低。
他们分析轮船招商局有三大弊端，一是新增轮船多是旧式木轮，耗煤高而运货少，成本上不占优势；二是债务重，利息高，官款已近二百万两，每年至少要有二十万两的利润才仅够付息；三是衙门作风严重，开支过滥，人浮于事。
于是两家轮船公司各添置最新式的轮船跑长江，耗煤低，而载货多。
同时，再度降低水脚。
唐廷枢和徐润商议，长痛不如短痛，豁出去与洋轮一搏，逼他们尽快坐到谈判桌前，招商局水脚降幅更大，双方每行船一次，便亏一次，根本不够船本和运转费用。
结果，置疑之声又起，有御史指出，当初就不该归并旗昌。
到了六月，徐润再次约盛宣怀到上海商议对策。
他认为归并旗昌并没有错，这一点丝毫不能怀疑。
现在中外跌价竞争，是非正常的状态，不能以通常经营而论。
现在木已成舟，只有决然向前，不能有任何游移。
目前招商局最大的负担就是官款利息，如果缓缴数年利息，招商局便可轻装上阵，与洋轮争衡，等缓过气来，再补缴利息。
同时，希望能够再增拨漕粮归招商局承运。
盛宣怀答应北上面见李鸿章，不过他另有自己的小九九。
他向李鸿章提出了整顿招商局的建议，包括官本应当缓缴利息、轮船应当计提折旧、商股应当广为招徕、员董应轮流驻局、总账应由驻局各员综核盖章等。
盛宣怀认为招商局如今官款占一多半，商股反而占比大降，在经营上，应当有所改变，以符官督商办的实际。
李鸿章一眼看穿盛宣怀相控制招商局的意图。
招商局上层矛盾重重，唐徐二人与朱氏兄弟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盛宣怀再掣肘，那招商局便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李鸿章采纳了官款缓息的建议，对盛宣怀想控制招商局的意思，毫不理会。
李鸿章亲自安排起草了《论维持招商局》，先是简要介绍了归并旗昌后洋轮公司继续跌价去争衡的情况，指出英国公司目的是“欲多方困我，使我不能持久，然后彼得垄断独登，专攘中国之利，其计固甚狡毒”
。
招商局本单息重，难以持久，“此局关系商务，不可半途而废，致为外人耻笑，并堕其专攘中国利权之计，必应官商合力，设法维持”
。
李鸿章提出了三条支持办法。
第一条就是缓缴官帑利息。
他认为商股定息一分，这是成立招商局时为了招徕商股而采取的办法，商股利息不能减，也不能缓，“官息缓是损上益下，犹足示宽大之仁；商息减则有始无终，必梗塞招徕之路”
。
目前，只能参照遇到灾荒缓缴钱粮之例，将官款缓缴三年利息，以休息周转，三年满后，再分四年归还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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