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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魏徵死后，太子案发，政治形势已然大变，已投靠长孙无忌的褚遂良便将此事告发了。
此时诸事并发，盛怒之下的太宗下令中止衡山公主与魏徵之子叔玉的婚约，并推倒了魏徵的碑，为封建时代一段十分罕见的君臣之情画上了一个并不完满的休止符。
停婚仆碑标志着拥护太子的大臣集体失势，其后太子之师于志宁虽因为人正直、才学出众再度起用，但一直不敢再涉入政治漩涡中，一般都是随大流唯唯诺诺而已。
永徽六年（655年）的皇后之争中，他持中立的态度，但因为是太子忠的老师，所以还是受牵连被贬官。
说来于志宁也够倒霉的，谁让他品行和才学名闻天下，要给太子找老师第一个都会想到他，于是连当了两位倒霉蛋太子的老师，再怎么置身事外也跑不掉。
而那么多文武重臣都卷入这场谋反案，也大大动摇了太宗的自信，以往君臣一体的良好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开始用疑忌的眼光看待大臣们，信任越来越集中到长孙无忌这样多年知己兼姻亲的身上。
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长孙无忌向太宗力荐李治得以成功。
承乾被废之后，太宗本有意立爱子泰为太子，公开为爱子在朝堂上吹嘘，转述李泰欲百年后杀子传位晋王治的承诺，不想褚遂良当面揭穿——哪有自己已经据有天下之后，竟会杀子传弟的？这样说只能证明魏王的心底险恶和虚伪而已。
以太宗的政治经验，原本不难看破这一点，只因惑于一点爱子的私心而已。
加之承乾谋反案发后说的一番话，一直在太宗头脑中盘旋：“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
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
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
太宗想想此话也有理，派人一查，的确查出李泰确有不少不轨举动。
而此时李泰夺嫡心切，难免破绽百出，想到唯一威胁自己争储位的只有幼弟李治，于是跑去威胁李治，此事为太宗获之。
冷静下来的太宗终于意识到立泰的不妥，认为李泰心性险恶不能兼容兄弟，也难以得到朝中关陇重臣的支持，别无选择之下唯有立治为太子。
然而才华横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为钟爱的儿子，陷入理智与情感中的太宗矛盾万分，《通鉴》有载：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
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
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
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
治因拜之。
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
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
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
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
立储之事，至此尘埃落定。
单独留下来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选，房玄龄先于太宗去世，褚遂良党附长孙无忌，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人，便是长孙无忌与李勣。
（一）长孙无忌。
在两仪殿中，太宗的一个举动十分不同寻常——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
治因拜之。
可见长孙无忌在立晋王治为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
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从这些言辞里，我们可以察觉到无忌的一言九鼎，隐隐然已有领袖群伦的架势。
之后太宗不满李治的仁弱，担心他控制不了局势，忍不住在长孙无忌面前抱怨，认为不如吴王恪，当即被长孙顶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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