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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破阵乐》纵然慷慨激昂，却终有曲终人散的时候。
无论李治是心甘情愿还是追悔莫及，往昔的一切已无能改变。
李唐皇族的荣光和权威，已经如滔滔逝水东流而去，没有谁能阻止，没有谁能挽回。
两个儿子接连出事，给高宗的打击很大，哲的不成器，让他又气又急。
伤心、难过、担忧、焦急，身体更是江河日下。
开耀元年（681年），高宗终于开始服丹。
说来高宗对丹药的态度很有趣，一面口口声声“生死有命，人力难及”
，一面不断地广征方士。
丹药炼好之后，又迟迟疑疑，今天看看，明天摸摸，就是不敢吞下去。
此番能下定决心，想来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如果说丹药造成了什么效果，那就是让他病情恶化的程度呈加速度发展。
与此同时，突厥的复国运动也进入了**阶段。
由于领导者均为原东、西突厥帝国的贵族甚或皇族，颇具号召力，他们不断地组织叛乱，想尽各种办法破坏唐帝国的马场，连年骚扰令得帝国北方马场累计损失马匹达十八万之多。
高宗时期仍然承接着太宗时代的军事制度，绝少在外长期驻军，往往平叛大军一走，对方又卷土重来。
塞外鏖战方急，成就了一代名将裴行俭的声名，他曾三次出征突厥，均全胜而回，声望与日俱增。
调露元年（679年），裴行俭因计败十姓突厥和吐蕃联军收复安西四镇，被高宗特授以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
当时的左卫大将军由哲挂名，所以裴行俭实际成为总管京师宿卫部队和出征野战部队的军方最高领导人。
次年他又受命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合兵三十余万，大败突厥主力，擒其酋长，杀其可汗，令高宗大为叹服。
开耀元年（681年），裴行俭三征突厥，智勇兼备降伏突厥伪可汗阿史那伏念，完全平定了突厥余部，累计功劳和声望眼看就有入相的可能。
当时刘仁轨年迈，郝处俊罢相，裴行俭手握军权兼门生众多，已然成为武后的头号政敌，他如拜相将对武后夺权构成严重障碍。
这时，裴炎出马，上表高宗，历陈此次大捷并非裴行俭的功劳：“阿史那伏念投降实际是由于裴行俭的部将程务挺、张虔勖率兵逼逐，加上漠北的回纥诸部配合南进，他是走投无路才投降的，并非裴行俭真的有那么大本事。”
高宗因此取消了为裴行俭记大功的念头，且当初阿史那伏念投降的时候裴行俭曾许其不死，现在裴炎这么摇唇鼓舌地力称这些突厥首领根本不是真心归降，武后一旁添油加醋，高宗便把这五十四名投降的突厥贵族全部斩首。
阿史那伏念为原东突厥帝国王室后裔，太宗所擒的颉利可汗之侄。
唐廷的言而无信使突厥人大为不满，埋下了之后突厥贵族反唐的祸根。
伏念败亡后余部在阿史那骨咄禄统帅下，征铁勒，犯唐境，声势逐渐壮大，于是设牙帐自立为可汗，重建突厥帝国，史称后突厥汗国，成为唐帝国的头号劲敌，这是后话了。
世事如此，裴行俭心灰意冷，叹息道：“与部将争功，古今所耻。
现在既然归功于自己的部下，我也不便多说什么，只是背信弃义地杀戮降将，以后恐怕不会有人投降朝廷了。”
于是托病不出，这正中武后下怀，当然不会去劝他出山啦。
裴行俭要一直执掌军权那简直不是一般的麻烦。
后来突厥再度叛乱，高宗有意再起用裴行俭，但军队尚未调集完毕他便已去世了，享年六十四岁。
而这次事件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两位部将程务挺和张虔勖，也因此投靠了裴炎，后分别执掌左右羽林军，为武后发动宫廷政变废中宗立下了汗马功劳。
就这样，在裴炎的帮助下，武后顺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顺便拔除了裴行俭这个难缠的“钉子户”
，可谓意外之喜，一切正按她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时来天地皆同力，第二年关中大旱，粮食匮乏，斗米涨到三百文钱，但对武后来说却是个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她正想找个理由去洛阳。
高宗的身体越来越差，看样子随时都会一病不起，曾经经历过太宗去世后政局变幻之苦的武后深知这时候必须好好经营，一个疏忽便会导致满盘皆输，她现在虽然顺风顺水，但还不能完全控制宰相集团，刘仁轨以其功劳和资历仍有一定影响力，她正渴望摆脱长安城旧势力的掣肘，到洛阳去大干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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