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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没有派许敬宗上场了。
立案之始，武后本来还想救李义府的，毕竟李义府对她一直忠心耿耿，然而高宗决心已定，根本不再给机会，李义府劣迹斑斑，在官在民，对他的愤怒都达到了极点，武后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如果再力保他，可能祸延自身，也就撒手不管了。
审讯很快有了结果，每一条都证据确凿，这年夏天，高宗下令李义府除名，流放嶲州；几个儿子和女婿要么流放振州，要么流放庭州，天南海北，各自一方。
因为过去李义府沉而复起的经历，颇有官员存着观望之心，东台（以前的门下省）侍郎薛元超便奏请破例让流放中的李义府骑马，而按照唐律，流人是不允许骑马的。
薛元超本来是想拍拍这位皇后宠臣的马屁，以后李义府要是又发达了，不就有甜头了么？怎知高宗是真的动了肝火要好好惩办李义府，薛元超正好拍到马腿上，当即给一脚踢飞，发配到了外地去。
薛元超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当时著名的文人，关于他我们日后还会提到。
因李义府的倒台而获益的还有一位，便是以白江口水战而蜚声中外的名将刘仁轨。
刘仁轨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便以小小的县尉（从八品下，连七品芝麻官都比他大两级），杖杀骄横不法的某四品折冲都尉，面对贞观天子的责难侃侃而言，最终以刚直敢言折服了天子。
这个类似汉光武与强项令董宣的故事并没有流传得很广，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有比这更为精彩的篇章。
刘仁轨的才华，套用说书先生的话就是二十八宿下凡，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即使是在文武合一潮流化的唐代依然光彩夺目，命运注定他将走得更远。
进入高宗时代，他依然保持着贞观时期刚直不阿的性格，在李义府逼杀大理寺臣一案中得罪了这位权臣，由此屡遭陷害，强迫他于风暴起时浮海运粮，导致船毁失期。
在李义府“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
的强烈要求下，高宗罢免了他的所有官职，以一介普通士卒的身份，随大军来到百济战场。
[35]刘仁轨当时已经六十岁，花甲之年身陷囹圄历经生死，最后白衣从军发配到异域来当炮灰，心情必是难以自抑的沉郁与悲愤。
然而祸兮福之所倚，人生际遇就是这样奇妙，这片陌生的大地，最终竟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后押送俘虏回国，朝廷另派王文度为首任都督（即程知节出征西突厥时那位“假传圣旨”
贻误战机的副将），不想王文度到任后不久即病逝，百济复叛，并勾结倭国大举反攻唐军。
大战在即，唐军却群龙无首，情况一时岌岌可危。
高宗虽因政治原因一直对贞观旧臣防范排斥，却并非不识贤愚，当机立断飞诏令刘仁轨代王文度统驭唐军，扫平叛逆与倭寇。
圣旨一下，刘仁轨大喜过望，当场跳起来失态地大叫：“这是上天把荣华富贵赐给我这个老汉！”
看来唐人无论贤愚不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都是毫不掩饰的坦然与张扬，一有机会便拼尽全力抓住不肯放手。
无论是许敬宗，还是刘仁轨，都是一样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泛滥。
人说唐朝没有真正的隐士，每个人都如此贪恋万丈红尘，渴望投身其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没有人真正甘心做个冷漠而超脱的旁观者。
上古的隐士，是听见帝尧要把江山让给他就去洗耳的，唐人做隐士却是为了去做官，即所谓终南捷径。
历代隐逸者的偶像都是傲啸东篱的陶渊明，唐人崇拜的却是高卧东山的谢安，挟妓遨游，诗酒风流，最后在人们的三催四请下出山，立刻便做上宰相，淝水之战大破前秦，救国家出危难，救黎民出水火。
这才是唐人憧憬的理想人生，归隐要舒舒服服，出山要风风光光。
至于陶渊明么，学他“采菊东篱下”
即可，学他“种豆南山下”
万万不成，李白、高适等玩隐居，都是家有良田不去种，或草堂高卧，或终南炼丹，等着大人物来请自己出山的。
唐人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从中可见一斑。
这样的价值取向贯穿了有唐一代，胡晓明先生便认为，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
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
所以翻阅唐史，我们常会看到唐人那种不能自已的生命力，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每个人都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的样子。
后妃一有机会就干政，武将一有机会就割据，就连宦官，也是一有机会就弄权的。
别的朝代出一桩假冒公主案就算很不得了，唐代贫民冒充皇亲国戚的案例层出不穷，女的冒充太后，男的冒充国舅，得一时风光算一时风光。
唐律原本宽松，皇帝也比较好说话，发现是冒牌货也不太深究，一般送走了事，绝少有杀头的。
故此屡屡有人冒充皇帝尊长，希望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层生活，接受天子的尊崇供奉，过把瘾死了也值，何况还不一定死。
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出了一桩又一桩，怪不得后世道学先生要提倡“存天理，灭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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