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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武后前后的所作所为，这些话不啻于黑色幽默，但在当时，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很认真，起码表现得很认真。
政治家嘛，不说谎不骗人怎么撑得下去，大臣们不装傻不糊涂又怎么活得下去。
话又说回来，武后自己不遵纪守法，皇权干预司法是一回事，垂拱格式的立法成就依然不容忽视。
所谓律令格式，乃是唐王朝的法律文书的形式。
“律”
是国家的法律条文，“令”
是关于尊卑贵贱及国家制度的规定，“格”
是皇帝下达的有关百官日常行事的效令，“式”
是有关国家行政法规的各种章程。
高宗即位之初，律令格式已大体齐备，而以律的成就最为显著。
然自永徽而至垂拱，已历三十余年，律令固然可以如同国家宪法一般继续保持，格式却已有了重定的必要。
垂拱格式重在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立法技巧更臻完善，尤其民事部分多有增益，“议者称为详密”
[58]，日后的开元律令便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成的。
当然，武后在颁布新律令格式的时候也免不了存有私心，比如她在上元年间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中提出“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
，也就是父亲健在母亲故世，为人子者也应该服三年的丧，为天下母亲争取和父亲大致平等的待遇。
武后当时出此提议大力提倡母权，旨在针对太子弘，也是为今后母夺子位创造舆论。
所以虽然理论上无法反驳，高宗也在表面上答应了，但并未真正实行。
直到垂拱格式的发布，才正式编入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武周结束后，时局依然动**不安，开元年间大臣卢履冰首先发难，认为这仅是则天皇后“权行”
之制，有违古训，因“女在室以父为天，出嫁以夫为天”
，如同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里也应该以父为尊，所以父亲健在为母服丧的时间较短，就是为了尊崇父权，“避二尊也”
。
并三度上表，请正礼法，无须顾念儿女之情，否则“恐后代复有妇夺夫政之败也”
。
由此引发百官议论，多年悬而未决。
平心而论，卢履冰指武后此议是为夺权称帝而布局并未冤枉武后，然而唐代到底是一个气魄宏大的时代，开元二十年（732年）改修五礼，认为武后虽然动机可疑，此令却入情入理，由此正式确定了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的礼仪。
[59]人亡并未政废，武后颁布的格律在武周结束后仍然沿用下去，继续发挥着影响。
垂拱元年（685年）正月，老臣刘仁轨因病去世，武后再无任何忌惮和顾虑。
然而，她并未即刻称帝改国号，而是依然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从容不迫地布置着。
称帝的计划早在高宗后期上元年间便已提上了日程表，只是当时还免不了受制于人，现在却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下。
中国的君权理论发展到了唐代，已经形成天命与民意两大支撑点。
武后可以蔑视传统，自我作古，却不能不顾忌社会反应，不能不了解民意。
首先，她要进一步加强皇权，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其次，她要大造舆论，进行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宣扬自己是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让整个社会调整心态，逐步接受女主正位的事实。
此外，她还要大开科举，拓宽仕途，延揽中下层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
从光宅元年（684年）武后尽揽大权开始，直至天授元年（690年）武后正式登基为帝，这段铺垫过程，武后足足用了六年时间。
看多了太多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根基未稳就开始做起皇帝梦，我们不能不对武后的沉着冷静和非凡耐心感到惊讶。
狮子般的雄心，狐狸般的狡猾，再加上骆驼般的坚韧，马基雅维利理论中的理想君主，在武后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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