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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可否认，武皇的各项努力确实大大加强了皇权，所以有唐一代，由裴度、李德裕等名相，却没有曹操、司马懿这样足可废立皇帝的权臣，可见唐代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还算不错。
“总权收柄，……万机独断，……公卿百僚，具职而已。”
[86]从时人对武皇的评价可以看出，武皇不仅对相权十分紧张，也要求百官必须承意办事，政由己出，事必躬亲，纵然忧劳天下，也不给他人一点点可乘之机。
除了尊君卑臣巩固皇权之外，武皇还一改太宗高宗时代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弱点，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大对地方州县的监管力度。
由武周开始，正式确定了十道巡察制度。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为了监察地方州府，以山川形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派遣使者不定期巡视。
然而贞观十道直到武皇称帝之前还只是一种地理区域的名称，虚拟的巡察单位，没有常设的行政机构和常任官员来管理。
唐王朝此前派遣的巡察大使，时间不定，人数不定，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十道来执行自己的任务。
武皇执政后开始正式派遣十道使者分春秋二季巡视全国，监察地方官吏的为巡抚使，安抚百姓抚恤赈济的为存抚使。
监察御史虽只是八品官，但奉帝命巡察地方，威势甚大，所谓“御史出巡，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
，十道逐渐成了凌驾于州县之上的监察区。
这一举动引起了一系列官制改革，即使职的扩充，影响极其深远。
经中宗、睿宗、玄宗等历代改革，道由初期的虚拟监察区性质逐渐向实体行政区转化，到唐代后期，道与方镇合二为一，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使者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乃至占地为王，拥兵割据。
是的，这就是最终导致唐王朝分裂瓦解的节度使与藩镇割据的源头。
唐代中央集权比汉代又有加强，唐代的州远远小于汉代的郡，刺史也没有汉代太守可以直接任命下属的权力，官吏任免权集中于中央的吏部，故政府用人独重京官，地方官吏颇轻其选，一般是开国武将，或者京官不称职者外放。
军事上，唐初实行府兵制，基本杜绝了用兵自重的可能性，关内道独占府兵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余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
无论军队数目和官吏质量，地方政府都难以与中央对抗。
但武皇并不因此而放松警惕，高宗去世中宗守孝的短短十几天里，她以母后身份暂掌国政，首先就是派遣军中心腹分别前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大军事经济重镇，与当地官府共同镇守，以防不测，从而为嗣圣宫变废中宗囚睿宗的政权顺利过渡提供了保障。
徐敬业扬州兵变，武皇只派遣一名使者单枪匹马驰赴外地，即可于百万军中处斩大将程务挺，中央的掌控能力之强于此可见一斑。
光宅元年（684年），武皇改革官制，将御史台一分为二，改置左、右二肃政台，以左肃政台监督京官，“专知在京百司”
“以察朝廷”
；右肃政台监督地方，“专知按察诸州”
“以澄郡县”
。
[87]左右两台互相监督，彼此制衡。
右肃政台每年春秋两季出巡，春季称为风俗，秋季称为廉察，并定《垂拱格》专门删定四十八条巡察格式，依照条例监督州县。
十道巡查遂成为定制。
御史巡察，权限极大，除了考察地方官政绩之外，审理疑难案件，还包括检查财政经济领域内的犯罪行为，“知太府、司农出纳”
，督促发展州县农业生产，搜罗人才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职权远超前代。
如圣历二年（699年）的十道巡察主要是勘检全国土地，不仅检查职田，也检查勋荫田和民田，对田亩进行丈量登记。
为了加强监察力道，武皇还不时派遣高官充任巡察大使，但只能巡察邻道，不得巡省本道，目的在于回避。
这些措施对于澄清地方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更多的是作为朝廷耳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随着时日推移，使者权限一再扩大，御史常有充任租庸使、盐铁转运使、铸钱使等等，无形中已侵夺地方常务。
但在武周时代，无论出巡的是朝官大员还是御史，都具有临时性，事毕朝官还京，御史回台，暂出即还，都不常驻地方。
至中宗神龙二年（705年），首开巡使常驻地方的先例，睿宗景云年间监察使者已与地方官融为一体，并出现了军事专杀的节度使。
唐代州府原本狭小，不足以对抗中央，而道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下属十几个州府，力量陡增数倍。
玄宗天宝年间，节度使开始兼任采访使，执掌监察大权和地方民政，逐渐形成集一道的军、民、财、监察权于一身的藩镇。
朝廷原本为加强中央集权，派遣心腹侵夺地方官职权，中央的监察官遂演变成地方行政官，然此辈常驻地方之后，与军阀勾结，缺乏节制，反过来对抗中央，唐室之崩溃，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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