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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千多家士族特权的丧失却为广大寒门子弟跻身仕途敞开了道路，加快了士庶合流，新旧交融，扩大了统治基础，因此，这一举动极富进步意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武后一直被人鄙薄的商人家庭出身现在鲤鱼跃龙门，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名门，亡父被追封为周国公，母亲杨氏则被封为代国夫人，后又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
这样的封号可谓别出心裁，因诰命夫人或从夫贵，或从子贵，而杨氏封号却和亡夫周国公的封号并不匹配，这无疑是向臣民宣布，杨氏并非因嫁了武士彟这位元戎功臣而贵，而是因她生了武皇后这个女儿而贵。
时隔千年，也可约略想象得出她当时那自信满满的神采。
然而显庆四年（659年）十月为进一步打击士族而下的禁婚诏令却不太成功。
此事因李义府向名门士族求婚未果，愤而奏请皇帝严惩这些士族的傲慢自大。
原本贞观时期太宗修订《氏族志》之后，不耻于山东衰败门第卖婚附势的风气，要求王子娶妃、公主出嫁都尽量选取元戎功臣的子女，不议山东士族，然而魏徵、房玄龄、李勣等仍然争着向山东士族求婚，因此旧望不减，太宗也无可奈何，后来他为李治娶妻也同样选取了太原王氏。
李义府含愤上奏，便拿了贞观朝的往事借题发挥，要求高宗秉承太宗的遗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高宗遇到这类要求自己表现孝道的问题上是从来不含糊的（娶老婆除外），立刻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是为博陵及清河崔氏、陇西及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
然而与贵族联姻的风俗根深蒂固，加之又是李义府含愤报复，起因并不光彩，这样强行禁止遭到了人们的莫大反感和抵制。
有的偷偷把女儿送到夫家去，骄傲而清高的贵族女子宁愿终身不嫁，拒绝与外姓通婚。
旁枝散叶的破落户甚至会以禁婚家自诩，以抬高门第，索要更多的钱财。
终唐一代，娶四姓女都是为世人艳羡的美事。
移风易俗便类似大禹治水，只能用疏，而不能用堵的。
真正令贵族豪家让位于寒门子弟的，还是在于科举制的推广和完善。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隋代。
杨坚父子为了摆脱昔日关陇同僚而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用考试的办法来选官。
然而隋代的分科考试参加者仍然需要经过官吏的推举，和汉代的察举制并无本质的不同。
科举制有别于前代选举法的最根本特点——自由报考的原则，是唐高祖于武德年间确定的。
从那以后，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有官吏举荐，这一规定，使得人才的选举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门阀阶层，给庶民带来了上位的机会。
庶族势力从此迅速发展，唐末士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代表了整个官僚势力，掌握取士决定权的皇权力量也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也正是科举制能实行千余年之久的原因。
而唐太宗对于科举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大兴学校，增设科目书学、算学、律学，对于书法、算术、法律进行考核并量才录用，同时录取人数比前代也大大增加。
不过，太宗时代的高官依然主要由士族把持，这一情况在高宗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唐高宗时期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急升到了25%，而太宗时期仅为3%左右。
此外，高宗在罢免程知节，提拔苏定方、薛仁贵之后，有意尽快实现军队的新老换届，于显庆二年（657年）下诏，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州刺史精心查访军事人才赴东都洛阳参加考试，用制举的形式选拔军事人才。
此后又有亲自召见新科进士问询考核，为之后武则天开武举和殿试开创了先例。
制度完善，国威也趋于鼎盛。
自从灭西突厥之后，西域诸国望风归附，高宗下诏以曹国、拔汗那诸国置州县府一百二十七个，大唐疆域进一步扩大，声威已越过葱岭以西，中亚河中诸国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
在东方，苏定方挟百战百胜之威再灭百济，生俘其国主，百济一破，高句丽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
北方自贞观时期连灭东突厥和薛延陀之后，北方已无任何敌对势力，前来朝拜的北方部落据说最远已经接近北极圈地带。
而在南方，海南崖州及越南北部一直是大唐的直辖领土，兵锋之锐盛，国威之远振，尤过于太宗时代。
而经过贞观、永徽年间的休养生息，市面渐趋繁荣，人口也增殖不少，唐都长安便在这一时期突破了百万之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其雍容华贵的国际大都会气象，被日本学者尊称为宇宙之都。
大唐帝国如同破云而出的朝阳，绽放出万丈光华的慑人气势。
而这广袤而富庶的帝国的统治者，便是高宗李治和他的皇后武媚。
那一年，她三十五岁。
作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武后对于她的新角色充满了新鲜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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