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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
时稍不丰，便致饥馑。
其异色绫锦，并花闲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
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
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
其中“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
等句，显示出高宗对武后的带头支持之举，深感满意。
不过，武后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讨好献媚的高级秘书和办事员，而是抓紧一切机会扩充自己的影响，培植私人势力。
这一过程，既与高宗的身体健康有直接关系，又受制于政局的演变程度。
经过大唐三代领导人的努力，唐帝国律令完善，社会稳定，疆域空前辽阔。
继苏定方灭亡百济、刘仁轨大败倭人之后，八十岁的老将李勣于总章元年（668年）攻克平壤，高句丽完全灭亡，唐代的疆域至此达到了极盛。
高句丽倔强异常，屡次挑衅中原，终于在高宗手中**平，自然不免又歌舞升平、庆贺一番。
然而表面上的盛极一时下潜伏着种种危机，未能引起在上者的警觉，导致不久后国势出现逆转。
（一）府兵制的崩溃。
因府兵待遇下降，士兵逃亡不断，军队士气低落。
在刘仁轨带兵经略百济之时便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惜乎未能引起高宗的重视。
之后府兵逃亡现象更加普遍，朝廷被迫颁布严令，逃亡军士的家眷将作为罪犯没入宫中，可见情况的严重性。
仁孝的太子弘曾以该规定太过严苛为由表请皇帝废除。
（二）军纪涣散，吏治松弛。
太宗时代很重视对于军纪的维护和对被征服民族的怀柔，侯君集立下灭高昌这样的大功，也曾因为纵兵劫掠而入狱。
及至高宗时代，唐军被对外征服中的长胜战绩冲昏头脑，朝廷也重才胜过重德，只要打了胜仗，一切好商量。
在这样风气的影响下，原本持身甚正的苏定方到了辽东战场上也像换了个人，百济破时，白骨盈野，十不存一，令刘仁轨对他颇有不满。
（三）重征服而轻治理，对占领区经营不够。
高宗时主要继承了太宗时代的对外政策，绝少派兵长期在外戍边，只是依靠强大的国力威慑四夷。
太宗鉴于初唐时人丁凋零、国力未复，不愿在边事上花费太多，但对于高昌这样地理位置重要的降国仍然采用置为州县直接管理的方式。
高宗朝大多采取羁縻的方式，高宗大约存了与父亲一较长短的心思，一味开疆拓土，边将神勇，却不在乎挑选持重老成的边官，帝国疆域在短时间内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相应的治理和经营并未跟上，加之没有军队长期驻扎，一旦事变很容易导致当地民族的反叛。
苏定方、李勣等名将的相继谢世，军队也面临新老换届的情况。
为唐军长胜不败战绩所遮掩的这种种危机，并未得到妥善解决，终于在大非川唐蕃之战后浮出水面，动摇了不可一世的唐帝国。
吐蕃位于唐帝国的西陲，几乎与大唐同时进入强盛期，在唐帝国东征西讨建立起东亚霸权的时候，吐蕃也征象雄，定南疆，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起统一而强盛的吐蕃王朝。
太宗时代唐蕃以友好为主，有文成公主入藏，及藏王派兵助唐使王玄策平中天竺等事。
然藏王松赞干布去世后，大相禄东赞独揽大权，颇思以对外征服的辉煌战绩来巩固该家族在吐蕃的地位。
大唐袭灭西突厥时，有意染指西域的吐蕃就截击过大唐军队，不料被苏定方一千破八万，吃了个大亏，从此老实了好几年。
[38]之后唐致力于经营东北，辽东成为主战场，吐蕃便于吐谷浑争夺青海地区的霸权，双方都遣使向唐求援，指责对方的不是。
因当时吐蕃和吐谷浑都算唐的盟国，对吐蕃的实力认识不清，高宗采取了两不相帮的政策，导致吐谷浑迅速被吐蕃攻灭，尽有其土地人口，吐蕃的实力得到极大增长，进一步挥师西域。
吐谷浑这个缓冲地带既不存在，唐蕃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
咸亨元年（670年），高宗诏令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郭待封为副，率众十余万讨伐吐蕃，助吐谷浑复国，另一方面也是以围魏救赵的战略，迫使吐蕃撤回了在西域的主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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