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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武皇疑心很重，她固然不放心地方行政，对她视为心腹的监察官也保持着必要的警惕，左、右肃政台互相监督，巡察使者时常更换，监察御史甚至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弹劾长官，也就是说，把监察部门的头头本身也置于部下的监察之下。
如此环环相扣，彼此制衡，可不像她孙子玄宗那样“疑人不用”
，大笔一挥便将大权拱手送人，自己跑去和美女钻研音乐，由得下面胡天胡地。
武皇一生从未真正信任过谁，这是做女人的悲哀，却是做皇帝的职业道德。
像她这样做皇帝做到八十多岁还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人应该不多吧，她固然欣赏“莲花六郎”
张昌宗那美妙的笛音，可更让她醉心的还是金銮殿上生杀予夺的称心快意，那是世上最危险也最刺激的游戏。
一声令下，山河变色，万民蚁伏，对她来说，这种快乐才是世间的极致。
武周开国时新造的一套文字，现已风行于大江南北，远至僻壤域外。
现时所见，西北如敦煌莫高窟碑，西南如云南昆阳及广西龙州关外的石刻，无不遵用，历百年而不变。
朝廷的任何法令章程，都能雷厉风行地实施到地方，办事效率极高。
《大谷文书集成》载《长安三年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记载了敦煌县收到括逃使牒所作的处理，一日办完，没有差错。
威权独任，令行即止，她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全面而彻底，是无可置疑的唯一主宰。
历代掌权的女主虽多，但从来没有一个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和深度。
陈寅恪先生在分析武皇与韦后的成败得失时便称：“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胁制四海，虽逐嗣帝，改国号，然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僭于上而治于下，故能终天年，阽乱而不亡。
韦氏乘夫，**烝于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
既鸩杀帝，引睿宗辅政，权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疏，人心相挻，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遗，不旋踵而宗族夷丹，势夺而事浅也”
[88]，指出二者之根本分歧正在于集权与否，对国家的控制不力是韦后败亡的主因，可谓公允之论。
武周王朝，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贪恋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
治国之道，首在用人。
唐代取士的三大途径是科举、门荫（即士族子弟依靠祖先的余荫而得官）、军功。
武皇最为看重的是科举，特别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
唐代的科考分为常科和制科。
每年按例举行的分科考试称为常科，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则称制科。
武皇对科举取士的推广和贡献现已成为常识，但翻查史书会觉得奇怪，因武周统治期间以常科步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多，甚至还不及高宗时代，她大力推广的是制科取士。
世人常称武皇首创殿试，其实就是皇帝亲临现场主持制科考试，跟宋代考生省试之后上殿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最高级别筛选颇有差别。
唐代史有明载的制诏举人见于高宗显庆年间[89]，显庆四年（659年）高宗开科八门，着重于文章道德，并亲策举人九百人。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此后制举就大致按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也开了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
所以武皇首创殿试一说严格说来并不确切，只是载初元年（690年）的殿试考生上万，持续数日之久，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远远超过显庆那次吧。
制举由皇帝亲下制诏举行，考官也由皇帝临时任命，皇帝有时还会亲临考场，及第者成为天子门生。
武皇自临朝称制开始便频繁地举行制举，平均1.45年举行一次，高于高宗时代；常科考试却没什么发展，进士平均每年录取二十人，还少于高宗时代。
如此厚此薄彼，自有因缘：唐代的常举由礼部官员主持，录取与否也是由主司根据考试成绩来定夺。
唐代科举初兴，录取比例极低，也没有誊录、糊名等规定，本意是考生场外的表现也在考虑之中，却也导致请托之风大兴。
没有背景也没有名声的寒门士子把自己的作品结成文集，上呈给达官贵人或者主考官员，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携，称之为“行卷”
。
为了避免文章被人束之高阁，也为了显示自己在“史才、诗笔、议论”
等多方面的才能，士子还别出心裁地写点有趣的东西作引子加强可读性，相当于投递简历附加一封求职信，一种新的文体——“唐传奇”
诞生了，中国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90]。
唐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令人吃惊，现代大学生求职实在该学着点。
考前挖空心思取悦考官固然少不了，及第后拜访答谢更是免不了，举子视主司为座主，主司视举子为门生，以后在仕途中几乎休戚与共，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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