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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亢龙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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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开国以来，边境上并不太平，西北有吐蕃争雄，北部有东突厥复国。
早在高宗时代，随着咸亨元年（670年）大非川一战吐蕃崛起，双方开始了对西域的争夺，安西四镇几经易手，赖有名将裴行俭夺回。
然垂拱二年（686年），武皇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期间，唐军败于吐蕃之手，四镇再度失守，一直令她深以为耻。
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关中，陇右的安全至关重要，而西域正是翼蔽陇右的天然屏障。
因此在经过周密准备之后，武皇于长寿元年（692年）派遣久居吐蕃熟悉敌情的王孝杰率军西讨，一举夺取四镇，“还先帝旧封”
，并从此派兵戍守长镇西域，吐蕃和西突厥退出争夺，天山南麓的形势基本稳定，直至安史之乱一曲霓裳舞破河山。
不过对于复国的东突厥（一般称为后突厥汗国），武皇却少有成功。
汗国首领默啜可汗也算突厥史上不世出的枭雄，能屈能伸能打能逃，脸皮还特厚，上午结盟下午翻脸杀人不会有丝毫顾忌；刚刚才耀武扬威地打完仗，马上就跪地磕头，也不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俗话说：好女怕赖汉。
武皇虽然不是淑女（她应该算不上吧），见了无赖也是很头疼的，何况这家伙还有个中国通暾欲谷做狗头军师。
后突厥经常骚扰武周北部边境，深谙游击战术，每次抢了东西就跑，待得朝廷大军出动已经没了踪影，如若深入追击冷不丁还吃个大亏。
有时遣使请和，朝廷一开心疏于防范，便趁机狠咬一口，如此打打停停，牛皮癣一般的难治。
武皇并不是军事家，主要精力放在内政上，于开疆拓边并不热心，一般都是事到临头再防守反击。
加之她对军权甚为着紧，凡有谋反可能性的将领一律有杀错无放过，黑齿常之、程务挺、泉献诚等名将杀了一堆，难免有无将可用、手忙脚乱的时候。
而军队的状况也令人担忧——太宗时代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府兵制此时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前者曾经提到，早在高宗征高丽期间，刘仁轨就曾上书指出由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而导致军队士气低落的问题，但武周时代府兵制的衰败却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自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击破东突厥以来，中原承平已有半个多世纪，战火多在境外或边陲一带，内地百姓不识干戈已有数代之久，而李唐三帝都非常重视农业，及至武皇依然不改以农为本的政策，兴修水利，劝课农桑，上层的权力之争不影响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是以人口增殖极快。
虽有尽力维持均田制，但渐渐无地可均，却是事实。
朝廷尽管三令五申，依然难以抑制豪强兼并之风，无地可种的农人只得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引发逃户问题。
史载武周时代，“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原因即在于此。
逃户如此之多，极易引发社会动**，但武周时代却较为安定，少有动乱发生，岑仲勉先生一句“民众受佛教麻醉”
显然不足以说明一切。
因人口增长而形成很多无地可均的狭乡，人们自然希望迁徙到有地可种的宽乡去，而唐初政府禁止百姓随意迁徙，未经批准违规移民就成为逃户。
他们或私下垦荒，或租赁他人田地，名籍不入户口，也就不纳租调，不服徭役，所以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
针对这种情况，武皇一面沿袭唐初以来的括户政策（即检括民户），查清隐匿人口，要求他们复籍完税；一面宽大为怀，以恩养安抚为主，允许逃户就地落籍，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有时还给予减免一年赋税或两年课役的优惠，让逃户得以安居乐业，化解社会危机。
敦煌出土文书里有《燕子赋》，以雀占燕巢比喻逃户燕子被主户雀儿欺凌，雀儿有恃无恐，因为它看到官府正在括户，以为逃避赋役的燕子必遭惩处，哪知诉诸官府，主审官凤凰却将雀儿判罪，巢穴归还燕子。
原来雀儿不知旧法已改，政府已对逃户作了新规定，所以燕子胜诉，可以在当地落户。
[108]这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明了武皇逃户政策的成功，否则便不足以解释，为何武周时代逃户数量如此巨大，官方统计户口仍能增长得如此迅速。
武皇去世之时，人口已由永徽初年的三百八十万户增长到六百五十万户，市面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她一向重视人心向背，宣布百姓年满五十岁者免除徭役，比以往六十岁免除徭役的规定缩短了十年，这些德政都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
如果说均田制的败坏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还可以用灵活的手腕化解的话，那么对府兵制的冲击就不是那么好办了。
均田制是府兵制赖以生存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兵源问题，不是高宗时代一个整顿吏治就可以解决。
武周时代甚至出现过征召全国囚犯从军讨敌的尴尬场面。
兵制败坏，名将乏人，当营州之乱爆发时，武皇面临的就是这样“无将可派，无兵可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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