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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反了常”
，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我在《终身大事》那十篇小文中，曾总结过自己的恋爱观。
共福共荣容易，共患难共屈辱方可见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
把人生看作一次采访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人随遇而安。
我认为这是生存本领的基本功。
有人认为一九五七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赤着足在田里插秧拔草的期间，一定苦不堪言。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
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待在上层，处处占着上风。
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酸甜苦辣都应尝尝。
住在“门洞”
的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
那些年月，我并未怀念抽水马桶的清洁便当。
那公厕是一溜儿五个茅坑。
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位机械工。
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有家长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恼。
周作人译过日本江户时代作家式亭三马的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作者通过出入于江户（东京旧称）一家澡堂和一座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我呢，那几年是把上公厕当作了一种社会考察的场地。
年轻时，有些朋友认为只有从军才能救国，于是投了黄埔。
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军人材料。
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每逢参加军训，我站队总也站不齐，开步走时，常分不清左右。
一九三二年，一位西班牙朋友从《辅仁杂志》上看到我英译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后来他提议同我搞点商业。
他寄给我一批刮脸刀，要我给他寄去几副宫灯。
他那里赚了钱，可我的刀片却统统送掉了。
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经商的材料。
一九三四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是蒙古族，又有体验草原生活的愿望，就邀我去内蒙古当个小官，而且当官之前还得先加入国民党。
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进了无党派的《大公报》。
同样，一九四七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过《大公报》胡霖社长邀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任文化专员，我也是死命不干。
幸好，胡老板那时也不肯放。
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
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
我诅咒“文革”
，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用的语言。
对不顺眼的，动不动就“炮轰”
“油煎”
“千刀万剐”
，对拥护的，一个“万岁”
还不够，要喊“万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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