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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爱真理甚于爱己，可是应当爱别人甚于爱真理。”
“难道因此就应当对别人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凡是最高的真理，我们只能挑出能使社会得益的一部分来说。
其余的，我们只能藏在心里；好像一颗隐蔽的太阳有种柔和的光晕似的，它们会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放出光彩。”
但这些顾虑不大能打动法国作家的心。
他们不问手里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还是死亡”
，或是两者都有。
他们缺少爱。
一个法国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
没有思想，他也同样要人接受。
眼见做不到了，他便不愿意再有所行动。
这是那班优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
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各人都深藏着。
有人做过种种尝试，想消灭这种个人主义，组织一些团体；但这种团体大半马上倾向于文学清谈，或者变成可笑的帮口。
最优秀的都势不两立，以互相消灭为快。
其中有些杰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联合与指导一班意志懦弱的人的。
但各人有各人的队伍，决不肯跟别人的合并。
他们组织什么会、什么社，发行杂志，所有的德行都齐备，只少一件，就是退让；没有一个团体肯对别的团体让步，它们互相争夺群众（其实也是为数极少而挺可怜的人），苟延残喘地存活了一些时候，终于一蹶不振地倒台了，而且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倒是——教人看了最痛心的！
——由于自己的摧残。
许多不同的职业——文人，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教授，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形成了无数的小阶级，而每个阶级又分化为许多小组，彼此深闭固拒。
相互的了解是谈不到的。
在法国，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全体一致；除非在“全体一致”
成为传染病的时候，这种时间极其难得，而那“一致”
往往还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病态的。
法国无论哪一种活动都受个人主义控制，科学方面是这样，商业方面也是这样，商人们的不能团结、不能联合，全是个人主义从中作梗。
这个人主义并没有蓬勃的生机，可是顽固，执着，处处退缩。
孤独自立，不有求于人，不与人往来，怕相形之下会感到自己的无能，也不愿意孤高自傲的安静受到扰乱：凡是创办“超然的”
杂志、“超然的”
剧场、“超然的”
团体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着这种思想。
而创办那些杂志、剧场、团体的唯一的意义，往往只因为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不肯为了一桩共同的行动或思想而团结；还有彼此的猜忌或党派间的仇视，使实际上最应当互相谅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契重的人物为了同一事业而结合的时候，像奥里维和办《伊索》杂志的那些同志，他们之间似乎也永远存着戒心，绝对没有流露真情的兴致，那在德国是极常见而极容易使人厌恶的。
在这群青年中间，有一个（11）特别吸引克利斯朵夫，因为他有一股惊人的力量，是一个逻辑严密、意志强毅的作家，对道德观念抱着极大的热情，准备把整个世界连他自己一齐为这些观念牺牲；他为此创办了一份杂志，差不多是一个人编辑的。
他发誓要向法国和欧洲提出一个纯洁、自由、英勇的法兰西的观念；他深信将来必有一日，大家会承认他所写的可以成为法国思想史上最大胆的篇幅中的一页——这一点他是想得不错的。
克利斯朵夫很愿意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和他来往。
可是没有办法。
虽然奥里维常常跟他接触，也只在有事的时候见面；他们绝对没有亲密的谈话，充其量不过交换一些抽象的思想，实际上也无所谓交换，而是两人在一块儿自言自语，因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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