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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三岔口上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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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府”
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
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10]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
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
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避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
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一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
这段话说的倒是实情。
历史的列车在进行中，障碍被压碎，垃圾被拋开。
附在垃圾上的蝇子自然会哄成一团，碰撞一阵。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拋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
我面前是三条路：一条是新的《条件》给我指出来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
；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
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
，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
这条路如果用二十年后蒋介石的术语来说，叫做“曲线救国”
，而当时的原版则是“借外力谋恢复”
。
我站在这个三岔口上，本来一心想走第三条路的，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着周围那群蝇子的包围，听着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
他们对于第一条路，固然都是和我一样地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是互不相让。
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尽计划。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给我出主意，抢着给带路。
这种“带路权”
的争夺战，从我进“北府”
大门那天起，经过我居住天津的七年，一直到离津去东北前，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
只说在“北府”
的这二十四天，也曾有过几次起伏，变过几次阵容，转移过几次重心。
起初，刚进“北府”
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躲进东交民巷？”
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
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
门禁开始松动以后，以“出洋不出洋，争不争取恢复《条件》”
为中心展开了第二次的交锋。
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开表态的一个），另一方仍以我父亲为首，师傅们是参加者。
他们这次的矛头主要是对着“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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