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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作霖说过他会治日本小鬼，而日本领事提过这样的抗议，但是在当时任何人的印象，都是日本人和张作霖很相好，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给张作霖枪炮子弹，他的军队未必就能有这么多。
所以，由这次会见所燃起的希望之火，并不受这个抗议的影响，更不用说陈宝琛那一派的反对了。
希望之火更被后来的事实所助燃，这就是后来以“田中奏折”
[14]出名的田中内阁，于一九二七年上台后所表现的态度。
“田中奏折”
迟于一九二九年才揭露出来，其实它的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就露出来了。
这里我引述一段《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对当时情势的叙述：[15]
田中首相所提倡的“积极政策”
是借着与满洲当局、特别是与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及满洲、热河的行政首长张作霖的合作，以扩大和发展日方认为已在满洲取得了的特殊权益。
田中首相还声明说：尽管日本尊重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并愿尽可能地实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但日本具有充分的决心，绝对不允许发生扰乱该地的平静和损害日本重大权益的情势。
田中内阁强调必须将满洲看做和中国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并声明如果争乱从中国其他地方涉及满洲和蒙古时，日本将以武力来保护它在该地的权益……
给我磕头的张作霖，得到田中内阁支持之后，成了东北各系军人的领袖，做了安国军总司令，后来又成了军政府大元帅。
当蒋介石的军队北上的时候，“保护”
满蒙地区“权益”
的日本军队，竟开到远离满蒙数千里的济南，造成了惊人的“济南惨案”
。
日本军队在济南的司令官冈村的一份布告，由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洋洋得意地给我送来一份抄件，以示对我的关切。
蒋介石刚刚咬牙切齿地杀过了共产党人和工人、学生，但是见了这份布告，恭恭敬敬地下令军队退出了济南，禁止民众有任何反日行动。
在此同时，我和奉系将领之间也进入了秘密的紧张的接触。
公开的酬酢往还，是从我见过张作霖后就开始了。
我父亲的大管家张文治在奉军将领中有不少他的把兄弟，现在他又和张宗昌换了帖，也成了奉军将领的引见人之一。
前内城守卫队的军乐队长李士奎，成了奉军人物，褚玉璞、毕庶澄是他引进的。
胡若愚给我带来了张学良。
不过，这位少帅只来了一次，也不吃，也不喝，显然是发现我这里没有什么好玩的，以后再也不来了。
顺便说一句，这些将领们到张园来，已和从前进紫禁城时不同，他们不用请安叩头，我也不用赏朝马肩舆，他们只给我鞠个躬，或握一下手，然后平起平坐。
我送他们东西还是少不了的，宫里带出来的鼻烟壶、璧玺以及字画，我还有一些。
我的福寿字和春条、对联，等等，已对一部分人失去了吸引力，对将领们也不好多用这些“水礼”
了。
我和奉军将领的交往，有一些人关系近些，有些就远些，事情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
最先使我发生好感的是毕庶澄，因为他比别人更热心于我的未来事业，什么“人心思归”
“将来唯有帝制才能救中国，现在是群龙无首”
，说的话跟遗老遗少差不了多少。
他是张宗昌的一名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曾请我到他的各舰参观过，我对他抱着较大希望。
后来他被褚玉璞枪毙了，令我大为伤感。
他死后，我的希望转移到了张宗昌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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