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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参谋讲演的时事，主要是讲解内战形势，在讲解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混乱，根本在于群龙无首，没有了皇帝。”
由此谈到日本的天皇制的优越性，谈到中国的“民心”
唯有“宣统帝”
才能收拾。
中国军队的腐败无力是不可或缺的话题，自然也要用日本皇军作对比。
记得济南惨案发生后，吉冈安直至少用了一个小时来向我描述蒋介石军队的惨状。
济南日军司令布告的抄件，就是那次他给我拿来的。
这些讲演加上历次检阅日军时获得的印象，使我深信日本军队的强大，深信日本军人对我的支持，我的复辟乃是“得道多助”
的事业。
有一次，我到白河边上游逛，眺望停在河中心的日本兵舰。
不知兵舰舰长怎么知道的，突然亲自来到岸上，尊敬地邀请我到他的船上参观。
到了船上，日本海军士兵列队向我致敬。
这次由于仓促间双方都没有准备翻译，我们用笔谈了一阵儿。
这条军舰舰名“藤”
，舰长姓蒲田。
我回来之后，应他的请求送了他一张签字照片，他表示这是他的极大的荣幸。
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日本人是从心眼里对我存在尊敬。
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
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不用说了。
起初，“日本人”
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一个整体的，这当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馆、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和天津日本“驻屯军”
司令部里的以及和罗振玉、升允来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
我把他们看成整体，是因为他们同样地“保护”
我，把我当做一个“皇帝”
来看待，同样地鄙夷民国，称颂大清。
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时候，他们都同样地表示愿意赞助。
一九二七年，我由于害怕北伐军的逼近，相信了罗振玉的劝说，决定赴日。
经过日本总领事的接洽，日总领事馆向国内请示，田中内阁表示了欢迎，并决定按对待君主之礼来接待我，据罗振玉从天津日军司令部听到的消息，日军部方面已准备用军队保护我启程。
后来由于形势的缓和，也由于陈宝琛、郑孝胥的联合劝阻，未能成行，但是我从日本军政方面的一致态度，得到的印象就是统一的整体，不像中国当局那样各自为政。
但是，这种统一的整体的印象没有保持多久。
后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官方的“打倒帝国主义”
“废除不平等条约”
之类的口号消失了，我逐渐发现，尽管日本人的“尊敬”
“保护”
还是未变，但是在我出洋之类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却有了不同。
这种不同甚至达到令我惊奇与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有一天罗振玉又向我劝说，“虽然日租界比较安全，但究竟是鱼龙混杂，据日本司令部说，革命党（这是一直保留在张园里的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笼统称呼）的便衣（这是对于秘密工作者的称呼，而且按他们解释，这都是带有武器的）混进来了不少，圣驾的安全，颇为可虑，依臣所见，仍以暂行东幸为宜，不妨先到旅顺，恭亲王在那边有了妥善筹备，日本军方也愿协助，担当护驾之责。”
这时我正被“革命党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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