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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说呢？无论对人对己，要求别人要求自己，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
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三分之一的严肃的青年人，没有话说。
我回到监房，和每次一样，赶紧写坦白和检举材料。
正写着，伪满经济大臣老振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十分感慨地说：
“我告诉你们，瞎讲可是没用的。
我刚才对讯问员说了日本人从东北每年抢去多少钢铁。
他一声不响，给我拿了一支笔一张纸，叫我算一算，这个数字需要多少矿石……”
听了他的话，我又在坦白和检举材料之外，另写了一份对自己不该道听途说的检讨书。
这天，赵讯问员问我第一次访日时的情形。
说到我和裕仁的母亲在一起的情形，他插问道：
“你扶她的时候，是流了眼泪吗？”
“我不记得流过眼泪。”
“你对你的侄子秀山说过的吧？”
“好像是……可是我不记得了。”
“是不是叫他来问问？”
“不，不，还是让我想想。”
我心里想，见面对质了再承认，那岂不糟糕。
我想了不大工夫，虽然没有想起来，我认为这类问题承认了比说想不起来好，就承认了。
当时我还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哩。
大约是第三次讯问中，讯问员对于“内廷”
勤务班的孤儿们的受虐待很注意。
这次讯问之后，我一连写了三次坦白认罪的补充材料，反复交代这件我从前不愿说的事，唯恐这位目光突然十分严峻起来的讯问员仍不满意。
虽然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目光为什么变得那么严峻。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神经都是敏感的，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容易引起反射，有颓丧，有兴奋，可以说是五味俱全。
我们同屋老宪闹出的几场活剧就让我们什么滋味都尝到了。
他是伪满军医少将，前清肃亲王的儿子。
在检举认罪中，三番五次地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一会儿把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行算到自己头上，一会儿又推得一干二净。
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认了什么又推了什么，只看到他成天发神经，昏天昏地。
有一天，他在讯问之后回小组里，声称他要碰头自杀，因为他又欺骗了政府，说罢就哭哭啼啼。
所里的一位科长找他谈话，问他闹什么，他趴下就给科长磕头。
过了几天，讯问员又来和他谈话，说到他不该自暴自弃，要老老实实地认罪才能改造自己，做个好人。
他是一个医生，要知道一个好医生就是社会的财富。
这次谈话之后，他也不闹了，因为听到财富两字，知道他还不致被杀。
不但是他，让我们也放宽了心，于是又兴奋起来。
像这样的颓丧和兴奋，都同样成为促使我多写几条坦白检举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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