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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一九五四年，在日本战犯开的那次大会上古海认罪那件事，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还不算最出乎意料的。
出乎意料的是曾经在那次大会上表现了和古海态度完全相反的几个将佐。
在那次大会上，这几个不认罪的人是曾引起过公愤的。
其中有一个大佐级军官，他站在台上还**着手，斜视台下控诉者，带着傲慢的样子，这个态度更激怒了台下的人，以致纷纷要求把他那双手铐起来。
这几个人后来的态度如何，我因为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大会，所以不知道，但当时这几个人给我留下的顽固不化的印象是难忘的。
在我看到关于受审战犯全部服刑，被释放的战犯纷纷向政府表示感激的报道时，我还想起这几个武士道人物来，料想他们绝不属于那类表示了最真诚的感激和悔恨的人。
但事实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庆告诉我，在那些人里面，正好有他们的名字。
这就是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一藤田，少将长岛，大佐广濑……
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康庆，可以讲几天也讲不完。
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
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溥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
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
那个叫铃木的前陆军中将，在一九五四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由于他害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
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也没放下自己的中将架子。
但是，在法庭上，他承认了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进行过六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
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属下的一个联队，在潘家戴庄屠杀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烧掉民房一千多间。
他在证人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
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做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
“在调查犯罪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我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
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尊重。
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人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那个叫长岛的陆军少将，一九五四年在大会上是被控诉者之一，据说在监狱里有几年的态度十分傲慢。
有一次，一位管理员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
他说：“和你爸爸差不多！”
……在判了他十六年徒刑之后，他很惊讶，向广播电台记者说：“中国的判决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
那个曾在大会上向控诉他的下级冷笑过的大佐，是受到了不被起诉处分而被释放的。
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个战犯写的。
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佐在大会上的那回事，所以，在船上就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
可是，他们从大佐的嘴里也还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
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还怕中国吗？”
他答：“我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日本战犯里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调皮捣乱分子，原先远不止上过台的那几个。
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就遇见一个住病号的日本兵战犯整天捣乱，不守监视，只会和护士和看守员找麻烦。
一直到宣布了释放，在送别会上所长和他握手时，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
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
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没有人性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
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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