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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旗子,像欢迎凯旋将军似的欢迎回国的人。
但是这个受欢迎的人下了火车,向他的乡亲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讲,结果人们都流下了眼泪,明白广岛的灾难原因,“武运长久”
的旗子跌落在地上……
有一个母亲,听她被释放回去的儿子讲述了十多年来的生活之后,便问道:“北京在哪里?”
儿子告诉了她。
她于是发现了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当让双脚朝着这方面,急忙把褥垫倒一个头挪过来,叫头朝着北京——那里是和平与希望。
这是一个母亲的希望。
许许多多的战犯的家属——他们许多都是朴素的劳动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
他们从前有不少给中国政府写过信,要求释放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人。
后来他们有人要求到中国来看看他们的亲人,他们来了,听了亲人们的讲述,有的听了中国人民在法庭上控诉的录音,他们和监狱里的亲人一齐痛哭了,他们承认了监狱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们也是上了军国主义的当。
所方担任翻译工作的一位崔科员,他说的一个故事是更有代表性的。
在一九五八年全国出现的一次从写文章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运动中,他也写了一篇不曾公开发表的文章(当时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印行的文集或小报,登载这类作品)记录了这件事。
题目是《一封日本来信》。
这篇文章虽比我在一九五六年听到的简单些,却更传神些,所以借来摘抄在下面。
这两天,办公室里独我一个人,忙着写一份总结。
由于精神过分集中,连有人走进屋来都一点也没察觉。
“老崔,你的信。”
收发员小张拍了我一下肩头,把信扔在桌上,转身就走了。
拿起信,一看信封便知道这是从日本寄来的。
信封的背面,签署着写信人的名字:荒川文子。
日本来信是个很平常的事情,一般说来,只要看看签名便能一下子联想起来信人的一切。
可是这个荒川文子是谁呢?我想从记忆中搜寻出这个人的影子,可是想来想去竟没有一点印象。
我着急地撕开了信,急急地小声读起来:
“这次由于中国人民政府的关怀,管理所各位和崔先生的照顾,使我的老母和我的女儿,与她的亲人荒川武雄做了欢喜的相见。
真是太谢谢了。
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女儿,已经在九月七日从贵国回到家里。
老母亲脸上增加了喜悦,逢人就讲她的儿子在中国如何如何的好;我的女儿也比以前更加活泼了,常常欢欢喜喜地把在中国的见闻,一样一样地告诉我:“妈妈!
中国人都是好心肠的人,他们都很疼爱我……”
看到这,我知道写信人没有来过我国,她是随祖母来探望父亲的小和荣的母亲。
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日本战犯家属来所探望战犯时的情形。
那是一九五四年炎热夏天的一个午后,日本战犯家属一行五十六人,来到了战犯管理所。
人群中有两个人很引人注意:一位看样子是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穿一身古铜色的大和服,一副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头总是轻轻地摇动;依在老妇人身边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穿白色的衣裙,脚穿一双小白鞋,看人时小脖一歪,大眼睛滴溜溜的,活像个“小白鸽”
。
这一老一小是来看战犯荒川武雄的。
我的任务是给家属们当翻译。
她们听完所长对监狱情况的简单介绍后,我把她们引到与战犯会见的地方。
接见时,每一家人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干干净净。
房间里有茶桌,并按人数多少摆上了椅子,还给年龄大一些的家属备上了床铺。
这位老妇人一进到房间,就被感动了,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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