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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需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
。
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是不能认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时（满洲国）组织毋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
，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
的“满洲自治”
，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
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
，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
组成的顾问委员会。
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
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
，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
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
这个报告书引起日本的反应，是令郑氏父子很失望的。
调查团尽管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九·一八”
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人对它提出的这种列强分肥的想法，仍然表示完全不能接受。
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裨益，如制订国际共管计划”
！
至于对“满洲”
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给个不理睬。
所以郑氏父子和蒋介石政府以及连声为报告书叫好，称之为“世界之公论”
的胡适博士，都不免垂头丧气了。
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也是因为在对“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问题存在幻想上。
一九三五年，他在自己办的一个“王道书院”
里演讲。
宣传了这个理想，结果是日本人请他退休。
他退休后，因为日本人不让他往北京迁移，存在银行里的那一百万元“机密费”
又不给他兑现，一九三八年一气之下丧了生。
至于郑垂的失宠和去世更早，是一九三三年年初暴卒的，究竟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
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也确曾有些想法，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必定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
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
之中，中华民国的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民国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
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横蛮，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儿约束，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使我相信，自己是绝对逃不出它的手掌心的。
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想道：“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是留下这条命，说不定日本人还让我当皇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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