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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稳健持重的人们的内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说起来滑稽，却是个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
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照我的理解，这种幻想是从袁世凯为隆裕治丧开始的。
在那些日子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致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诧异。
太后在世时，宫里总是阴阴郁郁的，没有人笑，好像祸事随时会降临的样子。
那时我还没搬到养心殿，住在太后的长春宫，我每天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
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见成群的太监在搬动体元殿的自鸣钟和大瓶之类的陈设。
张谦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
“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
到了颐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那后山就像紧挨着梁山泊一样啦……”
太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
因为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之后，大伙全都活不成。
张谦和成天地念叨这些事，每念叨一遍，必然又安慰我说：“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哪儿保驾，决不像那些胆小鬼！”
我还记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
旁替我念书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了。
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
阳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落了座，一反常态，不去拿朱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儿，然后说：
“明天阳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
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记得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现。
他告诉我，这次接见民国礼官，采用的是召见外臣之礼，我用不着说话，到时候有内务府大臣绍英照料一切，我只要坐在龙书案后头看着便是。
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上朝珠，稳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两侧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的御前侍卫们。
总统派来的礼官是朱启钤，他走进殿门，先遥遥地向我鞠了一个躬，然后向前几步立定，再鞠一躬，走到我的宝座台前，又深深地鞠了第三躬，然后向我致贺词。
贺毕，绍英走上台，在我面前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封面的木匣子里取出答辞交他，他站起身来向朱启钤念了一遍，念完了又交还给我，朱启钤这时再鞠躬，后退，出殿，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气氛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我的床帐子外边张谦和的书声琅琅，其次是在毓庆宫里，陈师傅微笑着捻着那乱成一团的白胡须，摇头晃脑地说：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连他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
过了新年不久，临到我的生日，阴历正月十三（我的生日本是正月十四，因为与道光皇帝忌辰同日，所以改成这天）。
大总统袁世凯又派来礼官向我祝贺如仪。
经过袁世凯这样连续的捧场，民国元年间一度销声匿迹的王公大臣们，又穿上了蟒袍补褂、红顶花翎，甚至于连顶马开路、从骑簇拥的仗列也有恢复起来的。
神武门前和紫禁城中一时熙熙攘攘。
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着便衣，进城再换上朝服袍褂，从民国二年起，又敢于翎翎顶顶、袍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复了旧日城中繁荣气象的，是隆裕的寿日和丧日那些天。
隆裕寿日在3月15日，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
在寿日那天，袁世凯派了秘书长梁士诒前来致贺，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
。
梁士诒走后，国务卿赵秉钧率领了全体国务员来行礼。
隆裕去世后，袁世凯的举动更加动人：他亲自在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27天，并且派出了全体国务员前来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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